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5/29页)
突然——准确说是11点——走廊里回响起动物号叫的声音,它们很快地贴近办公室。法律办公室的门被突然冲开。十多个身着褐衫和褐帽的人拥了进来,大声尖叫:“犹太人滚出去。”一会儿,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每个人都惊呆了。大多数犹太律师离开了办公室。我注意到七十岁的国家法律顾问、审判院执行委员会成员西格蒙德· 科恩惊呆地坐在那里,好像被钉子钉在椅子上站不起来了。两个褐衫队员跳到他面前。就在这时,几位年龄较小的基督徒律师……走了进来,站在科恩面前保护他,入侵者放过了他。我没有离开我的地方。一名冲锋队员跳到我面前,用手臂拉扯我。我把他推开,他从右边的袖子里取出一个金属盒子,用力一按,弹出一根旋转的线,头子上连着一个铅球。他用这个器械对我的头击了两下,血一下子流了出来,伤口肿了起来……人们可以发现法官、公诉人、律师是如何被这些褐衫团伙的小组驱赶到大街上。入侵者撞开法院各室的门,所到之处都大声尖叫:“犹太人滚出去。”一位头脑敏捷的助理法官正在主持一个案子,他对他们大声尖叫道:“从这里滚出去。”他们于是就立刻消失了。两个流氓对一位正坐在屋子里的犹太律师尖叫:“这里有犹太人吗?”他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我没有看见任何犹太人。”于是他们关上门奔其他地方去了。
路德维希· 弗德很快发现,尽管作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求助于警察是困难的,特别是当侵害涉及纳粹党成员进行的非法行动时。他转而求助地方法院的院长。他被告知更高的行政机构已经得到了通知。但是,如此迟缓的官僚举措似乎让弗德觉得完全不合适。他要求院长允许他用一下电话,和警察局长通话。院长没有拒绝,弗德接通了警察局。他被告知20名警察已经在赶往地方法院的路上。一会儿工夫,弗德看见20名警察以明显缓慢的速度穿过街道,这使他明白警察局长可能个人也要为屠杀承担责任。后来在下午,布雷斯劳的法官聚集在州法院,决定号召一次临时的审判罢工,假如能够持续的话,这可能会对纳粹的极端分子产生有力的打击。但是,州法院院长在纳粹的压力面前认输了,他颁布命令:从此只有17位犹太律师可以服务于布雷斯劳法院,其余的律师禁止进入法院。
布雷斯劳的案例绝不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在其他地方以几分相似的形式重复上演。这个案例说明了纳粹对法治完全地蔑视。纳粹分子搁置了整个保障公民权的《魏玛宪法》,授权冲锋队暴徒代表“辅助的警察”,采用奥威尔式的新词“保护性监视”逮捕他们的敌人,形成了一个新的法哲学,它建立在“法律必须通过健康的民族激情进行解释”这一原则基础之上。这样,纳粹分子正在系统地打破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的墙壁。保守主义的法律官员对这种针对他们珍爱的传统和制度的攻击毫无准备,他们都是一些习惯于书呆子式的、小心谨慎的、尊重法律的思维。希特勒的司法部长弗朗茨· 古特纳后来悲哀地承认:假如他不必再走进司法部的大楼,他会感到“永久的快乐”。希特勒说他有一个无法超越的事先构想好的反对司法的观点,因为“他的天性就是无政府的,对政治秩序的必要性毫无感觉”。
3月26日,希特勒和戈培尔警告道:国外对德国的抗议是建立在反犹太人行为错误谣言基础上的,如果这一抗议不停止的话,德国政府将增加它的反犹太人措施。两天后,纳粹党发布了联合抵制犹太企业、商品、医生、律师的11点计划。尤里乌斯· 施特赖歇尔被委任为预防犹太人联合抵制和凶恶宣传的纳粹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非常有趣的是,没有人费心去询问经济部这样的联合抵制可能引发的经济反响。尽管希特勒怀疑这一联合抵制的效果,并意识到他的政治权力依然不稳定,但是他决定支持一天的联合抵制,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测验新政权这一决定的方法,同时为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革命狂热创造一个发泄通道。但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决定保持低调,显示出冷静、中立和清白无辜。迄今为止,希特勒自己还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总体计划;他所具有的是一个强迫症——清除德国的犹太人影响。
联合抵制开始于1933年4月1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4月1日至2日的夜里结束,尽管纳粹党从未以官方的形式终止它。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联合抵制在德国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强度时断时续地持续着。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联合抵制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对犹太企业成功地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更不用说解决犹太人问题。当然,联合抵制首先是弄巧成拙,因为依靠攻击犹太企业,纳粹明显伤害了德国的企业。广泛的经济损害得以避免,因为联合抵制只被限制在一天,主要是为了实现宣传的目的而得到执行,这个目的就是给德国人民的思想上留下一个印记:他们可能面对着来自他们邻里犹太人的威胁。因为联合抵制在官方上是纳粹党和国家发起的,因此目的是希望德国人民对犹太人问题产生警觉。假如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看问题,毫无疑问纳粹成功地使犹太人问题得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注意。德国人在周六购物,无论那天他们在哪里购物,他们都会看见犹太商店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或者不可避免读到以下告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