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十月围城（第6/6页）

战斗最激烈的10月10日晚，就在陈诚、李延年相信孤城克复就在眼前，内山认为所谓玉碎就在当下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雨伴着夜幕的深邃越下越大。

这场雨对中日军队的作战都有影响，但主要影响了作为进攻方的中国军队。

最终，中国军队因大雨中行动不便，被迫停止攻势。此战亦告结束。

再说武汉那边，返回的阿南惟几见到刚从宜昌飞回来的远藤三郎，从后者嘴里得知内山英太郎已做了自杀准备。这把阿南吓了一跳，才真正晓得宜昌的危局，于是立即将早渊支队配属给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叫他们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去搭救仙台人于水火。

第二天，阿南带着木下勇和岛村矩康飞往荆门督战。远藤三郎派出的战机开始空袭宜昌城外的中国军队。

澄田赉四郎奉命去救宜昌。由荆门过当阳时，遭中国军队截击，回救速度缓慢。相比之下，第13师团早渊支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从湖南战场回撤后，早渊支队从岳阳转赴湖北荆门，到荆门时，第39师团主力已向宜昌而去。早渊带人跑步在后面追，在获得汽车运输后，立即反超第39师团，最后第一个赶到宜昌。

陈诚拿到了情报：多路日军正朝宜昌急行，11日下午先头部队就可抵达。他闭上眼，足足想了五分钟。还能如何？

后来，陈诚在作战检讨时说：总之，反攻宜昌未能成功，是我们无可诿卸的责任，但除掉达成策应第9战区作战任务外，我们还有一点聊以自慰的，就是我们这次反攻，确实是一次找敌打、与敌拼的战斗，比起以不争点线为名、见敌不战自溃者，总算争回一点面子。

现在的迷惑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于处处被动，那为什么投入十四五个师主动攻击的宜昌之战仍打不赢呢？

战斗力什么的不说，只说策略上。

调遣围攻部队时，陈诚的策略是：为避免逐次增兵，等全部人马到齐后再对宜昌发起进攻。这件事本身问题不大。问题在于，第6战区围攻宜昌的日期晚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是9月18日正式打响的。反攻宜昌这件事，对蒋介石来说必然一直没放下，对陈诚来说也一定是念念不忘。既然这样，就不存在临时决断的问题。如此的话，在兵力调配上，就应该有先手。

事实是没有。

长沙会战打了几天后，反击宜昌的计划才开始，当各路人马到齐发起进攻时，日军已打下长沙。本来动手就晚了，再加上攻城主力李延年第2军离得远，当到达战场时宜昌早已开打，湘北战场的日军也开始反转。

打宜昌有两个目的：一是夺回这个战略据点，二是牵制日军兵力，减轻长沙方面的压力。可结果是：为使陈诚有充足的时间围攻，薛岳那边不得不去扯日军的后腿。也就是说任务颠倒、意思满拧了。

没能抓住先机，没有兵贵神速的意识，是此战开始前最大的失误。开战后，参战部队战力又跟不上，对双莲寺、东山寺这样的据点，是名副其实的久攻不下；作为围城核心与主力的李延年第2军，虽被军委会定为四大攻击军之一，但攻击实力实在有限。

于是，三日内无论如何牺牲都要拿下宜昌这句话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如此：从围城到切援，十四五个师，灭不了镜兵团，拿不下近在咫尺的宜昌城。

蒋介石无言以对，可以想象此时他内心的郁闷。

其实，上面讲的，仍是表象，真正的原因，仍是国家之积弱和制度之落后：没国产自足的军事工业尤其是重武器工业；部队从兵役到人事到训练缺乏现代化和制度化的保证；至于士兵具体的“专业技能”和民族国家观念这种事，就更别说了。以兵役这件事来说，可谓一个大顽疾。上面的大员们效率低，中间的官员又对经费层层克扣，到下面则演变为“抓壮丁”，而国民教育、宣传的不普及，以及优抚补偿政策缺乏，也使大众对征兵本身存在抵触情绪。在抗战爆发后的前两年，兵役司就征了壮丁480多万人，但其中逃亡将近百万人。光提防着新兵逃亡了，训练质量也就别谈了。这样的新兵被送上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要想改变这些，是需要在时间的血槽上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