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哲夫成城 第三节（第6/6页）

“诚如府台所言。”丰稷愤慨的说道，“朝廷之法，家产值二百贯可充衙前。于是州县差人，若百姓家中，鸡、犬、箕、帚、锄，只须值得一文钱，便要计算入内，又虚报浮增，只待算满家产达到二百贯，便定差为衙前。入衙门后，上下欺压，各种费用，便花去百贯。最苦者是押送纲运至京或者其他州县，雇佣脚力、关津捐纳所动用之钱物，一次至少三五百贯，大都要衙前自己掏钱垫付。万一失落，更要赔偿。又或者一人为衙前，本已充作场务，官府又要他去押纲运，只得让家人来权管场务，自己去押送，而官府或又有差遣，于是一人为衙前，全家要服役。本家之农务，反倒荒废。而若以家人管场务，未免生疏，若有失落官物，又须赔偿……如此全家破败，弃卖田业，父子离散，沦为乞丐者，比比皆是。现今京兆府内的乞丐，十之八九，谁不曾做过衙前？！”

石越倒料不到丰稷颇知民间疾苦，他却不知道，百姓这般惨状，此前宋之大臣，多有奏折论及，大宋朝凡是关心时务之官员，大多读过。反倒是石越自己没有时间去读宋朝历代大臣的奏章。

丰稷越说越是愤懑，又道：“帅台可知弓手之苦乎？”他不待石越回答，便即说道：“弓手之苦，在于役期过久，甚至是漫无时限。一朝为弓手，终身为弓手，竟有四五十年为弓手者！此害亦不逊于衙前。衙前、弓手、里正，惟里正为催赋税，略有微利，然若地方有豪强拒不纳租，则不免又有赔垫之苦！本朝百姓受困于役法者，或者寄田于豪门虚报逃亡，以避役法；或者故意浪费不敢勤劳增产；或者为减低户等，亲族分居；更为甚者，有为成为单丁，而宁可孀母改嫁，或者父亲自缢以救儿子者！”

石越默然无语，为了逃避役法之害，父亲自杀而救儿子，这件事他却听说过，这是韩绛的奏折上所举的事例，本是新党为推行免役法而攻击差役法的口实。宋朝之富裕，石越固然是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然而宋朝之贫穷，也是不可否认之事实。宋朝固然有前所未有的富裕的市民阶层和缙绅阶层，但是宋朝一样有生活困苦不堪的农民！

既便不谈论一个人类本身应有的良知，仅仅从纯粹的功利主义出发，石越也不认为以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度，农民不富裕而国家可以真正的强盛。

无论表面上有多好看，那都只是用沙子堆成的城堡！

“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昔日遗腹儿，今兹垂白须。子岂不欲养？母定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产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牵连送出门，急若盗贼驱。儿孙孙有妇，大小攀且呼。回头与永诀，欲死无刑诛！”

丰稷背手诵读此诗，言辞凄恻，石越在一旁听来，只觉句句血泪，不忍卒听。侍立一旁的侍剑，早已是泪流满面。

“这是？”

丰稷略觉奇怪的望了石越一眼，叹道：“这是盱江先生李觏的《哀老妇诗》。”

“原来是李泰伯。”

原来这李觏是建昌军南城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也是庆历新政的著名学者，曾为太学直讲。李觏去逝已久，不过他的学术观点最近却经常被各大学院、《学刊》所引用、阐发。他的《原文》、《富国策》诸文被一再重印。盖是因为李觏早在十几年前，就明确提出“人非利不生”、“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不仅受到王安石的赞誉，也被“石学”一派的读书人所重视。石越本来不曾听说此人，因此自是没有听过这首在当时非常著名的《哀老妇诗》，但是却从《西湖学刊》上，看到过此人的生平。

丰稷虽然略觉奇怪石越不曾听过此诗，但是他也听说过石越的生平，便也不以为异，只是向石越拱手为礼，道：“帅台若果能解民之倒悬，则天下幸甚，百姓幸甚！”

石越沉吟半晌，忽然抓起案上写到一半的奏章，揉成一团，一把丢进纸篓当中，慨然道：“罢乡兵、改役法，本府必不敢辞！天下之事，当自陕西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