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第32/35页）

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7—229页。​

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4页。松江抵抗运动的史料来自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32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0—244、365—366页；《明史》，第3113页；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957—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0—1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以及查继佐：《国寿录》，第76页。​

陈子龙离开南京朝廷后，在1644年的10月至11月间回到了松江，料理家族墓基的建造，到1645年初完工。在把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和继母埋葬之后，陈子龙举家搬至距省会西北几里地远的津浦县附近。那时他的家族成员中有他病重的祖母、妻子、他的三个妾和几个儿子。艾维四：《陈子龙》，第133—134页。​

何炳棣：《进身之阶》，第232—234页。​

陈子龙：《陈忠裕全集》“论”第二十八卷，第13—24页。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和江南家族的迁徙，见前“论”第二十二卷，第1—15页。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上法，江南地区从东晋（317—419）以来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想的合法性。罗杰斯：《淝水之战之谜》，第55页。​

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24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当时有一传闻，说史可法从扬州逃了出来，在太湖统率着一支军队。另外的传闻说，刘泽清派了他的一支部队南进以帮助江南。所有这些传闻都是假的。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0—271页。​

李待问是1643年的进士，也是董其昌的挚友。查继佐：《国寿录》，第57页。沈犹龙（1616年的进士）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担任过福建和江西的巡抚，并在黄斌卿的帮助下平定了张普薇起义。郑芝龙向他投降后，他出任总督两广军务和兵部右侍郎。尽管弘光政权给了他一个职位，但是他拒绝接受。《明史》，第3113页。​

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7—28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但是陈子龙的传记并没有赞扬他有这样的领导作用。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

《明史》，第3113页。​

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

《明史》，第31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

黄家瑞为1634年进士，以后出任淮阳巡抚。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

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8—9页。​

8月1日松江的这场抵抗运动，不论是一个预谋的叛乱，还是简单地发泄报复，它很快地失去了控制，是无疑的。人们指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在南明政权时期做过史可法的军事顾问和负责军需官员。在南明军队败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军中，甚至可能接受这些军队将领们的命令。比如，杨文驄在他率军南进之前可能在苏州见过吴易。不过，局势十分混乱，以致于这几个推选出来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怎样和什么时候协调行动。这部分地因为他们很少知道清军在这个地区的情况。就像侯峒曾所说：“吾等不知敌军所在。神灵保佑，只有待敌而动，所谓骑虎难下矣。”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2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82、276—277页。​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根据他的本传，陈子龙本人联络了在嘉兴的前吏部尚书徐石麒、嘉定的侯峒曾、黄淳耀、钱默和蒋若来，昆山知县杨永言、黄南阳和朱天麟，以及江阴、休宁、平湖、太仓和长州的一些官员和乡绅。​

甚至在1644年北京陷落以前，荆本彻就已是南方防守战略的有力支持者了。他反对史可法北进收复首都的战略，建议将南方变成南明复兴的基地。在崇明岛，一个不太有名的明义阳王投奔了他，他是由最初在苏州投靠杨文驄的太监李国辅带到这里来的。荆本彻也得到商船专家沈廷扬的支持。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6—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