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第7/34页）

正是由于上层官僚与中举名单中籍贯比例的这种重大变化，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

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户部、吏部和兵部这三个部门之中。这说明，擅长于财政、选官与军政的官员，比那些娴于礼仪、音乐与文学的文士更乐于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在这伙汉人合作者之中，过去兼有文武职位的官员，约有一半人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旧日官职。但是，在文职的投顺者之中，便只有1/4获得了更高官位，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两个重要部门——吏部与户部中，文职的投顺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还有所降低。

多尔衮任命了这些官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这伙辽东降人被称为“旧人”。就是他们，再加上满族将领们，最早担任了各部的尚书、侍郎。然而，官僚体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从满人入京后归顺的“新人”中选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级部门与地方政府中的下级官吏，几乎都是清朝占领该地后随即就投顺了的那种人。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地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期征服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新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尽人皆知，在那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你只要随便指出一位吏员，那他就准是一名贪赃枉法之徒。因此，从清廷的统治刚刚建立之时起，它就不断地发出布告敕令，要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衙蠹”与恶吏。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

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

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

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

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苛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

那么，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以证明天命所归。一方面这意味着政权要实施公共福利措施：

京城内流贼蹂躏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

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明朝的沉重赋税要有所减轻。在一些汉族合作者（包括对安定京都所在的顺天地区最感兴趣的宋权）的要求下，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

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

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

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