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第16/34页）

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

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

刘余祐说局势正在改善，反对惊惶失措，这无疑是对的。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例如，王文奎便主动采用软化政策，说降了本地“贼党”首领赵崇阳。赵崇阳给了王文奎巨大的帮助，使他得以缉获或斩杀了其他土匪头目，找到武器的藏所，扫灭了罪在不赦者，并使其他人还乡重操良民旧业。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性的起义军则被严厉镇压。两名保定人赵建英和钱楼，立了一位皇帝，并任命了一批“伪”官。他们遭到了镇压，并连同其下属均被无情地剿灭了。

然而，真定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这里的起义军控制着固关，派去收复赞黄的士兵就被命令在整个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剿灭的战役。其指挥官于成龙（原书误为丁成龙——译者）确实招抚了几个义军首领。但可以相信，控制这些零落分散的山村的唯一长远之策，就是对敌人实行严厉打击，并沿主要道路设置墙障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然而，官军只能在白天控制大路。时人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日绕官衙”。真定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里还不断出现镇压山中义军的军事活动。

在该省偏远的南部，主要采取的也是强硬的镇压政策。总兵王景、给事中邱茂华征集了一支军队。然后，他们扩大了赦免范围；但他们仍然得到了剿灭的命令，一大批人遭到了杀戮。这个地区惨遭破坏——“所过之地，目击市舍焚毁、遗民无几。”当军队经过大名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民舍化为废墟了。王景的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持有“天定”印玺与旗帜的刘守分等起义将领被处死。然而，苏自兴等许多起义者，却逃到了河南，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不久，河北的南部与西部诸府重新落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封与太原间的交通线也重新被打通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山东与北直隶在1644年11—12月间已暂时平定，因而政府得到了机会，可以集中兵力对西安的李自成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了。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多尔衮计划用三支不同的军队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

叶臣的满蒙部队来自多铎的军队，其装备不佳。最大的困难是军马补充没有保障，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从明军营防中获取。然而，营防中的马匹已被大顺军带走了，因此，清骑兵部队中只有半数的人有马骑。无疑，蒙古爱松古部的骑兵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这已被黄河河畔的平阳的那场屠杀所证明了。但是，叶臣之部真正的军事优长，是由张存仁这样的神炮手指挥的汉旗炮队，这对弥补马匹的短缺绰绰有余。从叶臣对这次战役的追述中可知，满汉军队在从固关到太原的进军途中，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各县镇望风而降。当他的军队抵达太原后，葡萄牙大炮立刻把陈永福及其人马轰出了这个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