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北部边防（第20/22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

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

同上书，第85—86页。​

同上书，第89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

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

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

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

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

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

关于1616—1622年间沈㴶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

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

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