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第11/20页）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一个脑袋，顶着两项罪名，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常常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要一间小屋】

遥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叶盛兰患上多种疾病。在红氍毹上那样焕发青春朝气的儿郎，直落到病影幢幢的风烛残年。一九七八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叶盛兰好不容易被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辈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长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

“我还记得上来。”

“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一九五七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右派改正”的文件是在一九七九年），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六十四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从叶盛兰和叶氏家族的命运里，我们该懂得什么是培养，什么是破碎，何谓高峰，何谓低谷，任何一门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一九七九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