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第7/9页）

针对作家队伍存在的情况，联共（布）选择了向来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突破口。左琴科是一位幽默和讽刺作家，他又是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抒情诗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代表，在列宁格勒青年中有很大影响。对这场运动，主管思想工作的宣传部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全力以赴，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也插手其间。1946年8月9日，召开了中央组织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不只是组织局的成员，还包括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部分著名作家。斯大林亲自参加。尽管《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和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都从自己职责上作了检讨，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仍受到严厉的谴责。斯大林不断插话，驳斥对被批评者的任何说明与辩解。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指责说：“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是个大罪过”。马林科夫追问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批准左琴科为杂志的编委？日丹诺夫则表示：“到时候列宁格勒人会让左琴科彻底完蛋。”^{[33]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决议指责“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的下流诋毁”。决定：禁止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之流的作品进入杂志；停止《列宁格勒》，给杂志主编利哈廖夫警告处分；任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戈林为《星》的新主编，解除列宁格勒党委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希罗科夫的职务；给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警告处分。[34]}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与镇压的序幕。会后，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左琴科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并把这个团体定性为“有害集团”；不只强调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还批判了白银时代的“高峰派”（即阿梅克派），并表示“绝不允许推广阿赫玛托娃”，“毒化意识”，甚至还指责“1907～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卑鄙可耻的十年”。^{[35]随后广泛地开展了对“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文”、特别是“无根基、无国家的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充分表示要彻底否定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和20年代文学复兴时期的各文学流派和小组，要坚持同西方的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中央又做出一系列决议，批判了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还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对知识分子及作家进行新的逮捕，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又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

30～50年代对文学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去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20年代初迁居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人回国，有人死亡，人数在减少，而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中又有新成员补充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远离祖国，处于特殊环境下，保持着独立的创作态度，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继续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包含两种情况：一些人完全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在隐蔽状态下埋头创作；另外一些人部分作品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这两部分作家忍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却不愿放弃自己的美学信念，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创作。侨民文学家和国内的潜流作家实际上属于体制外的文学力量，其中集中了比较多的文学精华，他们也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留下不少不朽之作。在侨民文学家队伍中，除了已经提到的蒲宁外，还有被誉为“引导人从黑暗历经苦难和不幸走向光明”的伊万·什梅廖夫（1873～1950），代表作有《死人的太阳》、《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和《禧年》，都是影响很大的名作。弗·纳博科夫（1899～1977），曾侨居德国，后来居住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研究文学史的权威。最著名的作品有《玛什卡》、《死刑邀请》、《洛丽塔》。虽然也用英、法等文字发表作品，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但“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