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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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新布拉格政府宣誓就职。与第一届内阁相比,无论从组成上看,还是从性质上看,共产党都拥有了绝对控制权。24名部长中有11名共产党人,3名社会民主党人,2名革命工运代表。清洗了反动派后的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各获得2个部长职位,非党人士获得2个部长职位。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委会也进行了重组,15名成员中有11名是共产党人。[167]

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司法委员会提交了政府纲领。纲领致力于完成建设纲领中未完成的任务,以及实现由捷共提出的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主张。5月9日,制宪议会通过了新宪法,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6月7日,贝奈斯辞职。6月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168]

美国和英国事先都预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但在外交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表明西方尽管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右转,但恪守同苏联达成的势力范围原则,他们不想因此同苏联发生冲突。2月26日,美、英、法政府对布拉格二月事件发表了一项奇特的声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注意到了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威胁到所有民主国家都信奉的自由生存原则的事件。他们注意到,以人为的和蓄意制造的挑衅性危机为手段,使用一些在其他地方实行过的某些方法阻止了代议制的自由,实现和建立了打着民族统一招牌的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他们谴责其结果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的事件的发生,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时期曾经再次表明它忠于自由事业。”[169]这一宣言不仅遭到莫斯科的否定,就连西方国家的报刊对西方三国在布拉格事件中的立场也提出了指责。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回的电报中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危机被一些报刊和政治家看作是新的慕尼黑、苏联扩张的威胁,前途一片黑暗正等待着美国。”[170]4月30日,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辩解,他说:“1943年的苏捷条约就意味着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对捷事务进行积极的干涉,美苏就会爆发战争。”他建议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停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道义上的支持,缩减与捷的贸易规模,制定在捷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171]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发生后,美国明显加快了西方军事集团的组织化进程。3月17日,在美国的号召下,英、法、比、荷、卢五国外长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以此为标志,美苏冷战开始步入军事集团对抗的阶段。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是贝奈斯所倡导的使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观念的失败。贝奈斯幻想让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上保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在政治上充当东西方的调节角色,在军事上同苏联结盟来防范德国威胁,这一理论实践存在的外部条件是苏美英反法西斯盟国战后能够维持合作,内部条件是吸收共产党进入政府共同承担国家责任,而外部条件是内部条件的基础。1945~1947年期间,苏美在形式上维持着合作关系,为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同共产党合作创造了外部基础。同时,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也需要持不同政见者彼此合作。当美苏冷战格局形成后,大国合作的局面也就结束了。于是,世界向两极世界体系发展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东西方之间作出选择,而归属苏联势力范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左转的关键因素。在俄国学者波普看来,贝奈斯最大的悲哀在于“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在东西方之间,而是在德俄之间”。[172]

苏联在布拉格事件中的具体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把自己的意图明确转达给捷共领导人,利用对法共和意共的批评训导走议会道路的危险,暗示捷共不要高估敌人的力量和低估自己。在布拉格政府危机的关键时刻,莫斯科担心捷共不够坚定,又派遣佐林前往布拉格进行监督。文献表明,莫斯科拒绝了哥特瓦尔德关于苏联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动的请求,仅以《真理报》发表对捷政府危机的声明提供精神支持。[173]有了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夺权斗争胜利的经验,莫斯科有理由相信捷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左转,东欧各国共产党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向敌对势力展开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苏联对东欧政策调整的完成。此后,按照莫斯科教导,并以派遣专家顾问的方式,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强加给东欧。至此,东欧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