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第4/12页)
截至1950年代末,农村人口仍在苏联人口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殊移民活动所引起的农业人口大量死亡,成千上万精壮人口的流失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农村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152]它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性别失衡状态、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下降趋势,对苏联人力资源再生产潜力构成威胁,为俄国未来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第四,特殊移民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肆意践踏国家法制,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给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1989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相关宣言中承认,“政府从前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强制迁移法令属于非法和犯罪性质……”它指出,“斯大林时代那些痛苦的记忆至今仍在我们心头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迹。违法和恣意妄为成为普遍现象,大规模的逮捕,集中营折磨,无数妇女、儿童和老人无家可归。所有这些惨景至今仍折磨着我们的良心,成为我们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苏联最高苏维埃认为,强制移民活动是最严重的犯罪并无条件地对之予以强烈谴责。它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苏联最高苏维埃保证此类践踏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再不会在我们国家重演。”[153]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宣言充分证明了苏联特殊移民活动的非法性质。
在特殊移民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丑恶现象。近年来,俄国学者公布了许多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原苏共北奥塞梯州委部门负责人印古什族人Х.阿拉比耶夫回忆了自己当年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情景:“那是1944年2月里的一天。在超载的‘装牲畜用的’车厢内见不到一丝光亮,也没有一滴饮水。几乎一个月时间,我们都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行……有的人得了伤寒,却得不到任何医治……只能在人迹罕至的会车处,在列车暂时停靠的那几分钟内用蒸汽机车的煤灰将死人草草掩埋在附近,如果有人企图离开火车5米之外,便会被随行的警卫人员枪杀。”[154]
关于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的生活状况,1933年7月3日古拉格负责人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工农监察局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物资供应标准的下降,在林业部门(尤其是乌拉尔州和北部边疆区)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生存状况也急剧恶化了……北部边疆区和乌拉尔州林业部门的特殊移民中普遍存在以粮食代用品充饥的情形,甚至有人吃猫、狗和死亡牲畜的尸体……由于饥饿,特殊移民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剧增……有人因饥饿而自杀。由于营养不良特殊移民根本无法完成劳动定额,一些人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特殊移民在生产过程中或在下工返回的途中便因饥饿而死亡……”[155]
特殊移民除了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物资供应和生活资料匮乏外,精神上还要忍受行政警备人员和小头目们的欺压和污辱。后者可随意提高移民的劳动定额或压低其工作量评估,克扣其口粮,取消孕妇的物资供给,将丧失劳动能力者指责为装病并指使爪牙对其任意实施殴打。乌拉尔州执委主席1931年5月9日在一份《关于特殊移民的迁移、经济安置和劳动利用》的文件中指出:地方上出现了大量针对特殊移民的“犯罪和污辱事件”。在很多移民区均存在这样的事实,“移民区管理部门……不给特殊移民发工资(如楚索夫斯克林业局),给移民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劳动定额,不给在工区工作的移民发放食物和必要的服装,拒绝向患病的特殊移民提供救助,强制驱赶快要临产的孕妇和儿童参加劳动,任意对移民实施打骂,等等”。[156]一些企业领导者经常会公开表示对移民的恶感。例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应国家动员而参加劳动军的德意志族人经常会受到管理人员公开的歧视。1943年8月索里卡姆斯克纸业联合企业工厂的德意志族人在食堂吃午饭时,有关部门刻意将其安排在最后用餐,而且不给他们吃第二道菜。第二工段的负责人巴尔科夫斯基有意将原先应给德意志族人的补餐券发给了其他工人和犯人,并宣称:“你们,德国佬!还加什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