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第9/9页）

农产品的低价，使得农民缺乏购买工业品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导致产量并不高的工业品的大量积压，商品和资金的正常周转遭到破坏，出现协作单位之间无法支付，工厂拖延工资的发放现象。连续几个月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紧张。1923年7～8月一些城市，包括莫斯科、哈尔科夫，发生工潮。仅在1923年4～9月间就发生了5611起工人同行政当局的冲突，而且有191起伴随着罢工，参加人数达8万人。^{[73]在高加索地区“剪刀差”导致格鲁吉亚爆发反苏维埃起义。这次起义在1924年席卷了格鲁吉亚1/3的县，在共产党内部称之为“第二个喀琅施塔得”。根据国家保卫总局的看法，这种起义还有可能在其他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发生。}

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通过行政程序把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压低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同时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指数，以1913年价格为100，1923年10月1日为88.8，到1924年10月1日则为136。在此期间，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缩小到1.46∶1；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减一半以上。^{[74]1924年春，剪刀差已经大为缩小，4～6月已等于零。}

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1925～1926年的冬季还出现过粮食收购“危机”，导致粮食出口计划完不成，并相应地减少进口。为此不得不削减商品的进口，从而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1926年的谷物收购困难，摆脱危机的办法是“取消”流通领域的新经济政策。

第二次大危机是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与经济作物相比粮价不合理，农民（而不仅仅是“富农”）拒不出售谷物。以战前价格为100，1924/25年谷物价格为129，畜产品和经济作物为135，1927/28年相应为109和151。^{[75]谷物价格逐年下降，而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价格则不断上涨，农业内部的“剪刀差”不断扩大。这样农民宁可把粮食留下用来饲养牲畜，用牲畜及其他经济作物换钱，去缴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税收也不利于谷物。大田作物在农民的纯收入中占39.5%，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却达66.59%，而非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27.8%，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5.2%。此外，工业品供应不足，也影响农民出售粮食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本来应当有针对性地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调整谷物同畜牧产品以及经济作物的价格，调整税收，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对不上号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5条和第107条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把行政命令措施推向极端。

在实施非常措施并同“右倾”斗争的过程中，斯大林公开提出“贡款”论，认为农民不仅应当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款，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还应当缴纳一种“贡款”，即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购买工业品，使已经被否定的“剪刀差”合法化；同时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76]这个“理论”为以后大规模镇压，包括消灭“富农”和镇压党内外的异议人士，提供了理论依据。}

斯大林的“非常措施”虽然简捷有效，在短短时间内征购了大量的粮食，但此法只可用于一时，不能反复长期使用，数月以后斯大林再次实行非常措施就不灵了。依据“非常措施”的强制思路，不久斯大林就强制实施了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

20年代的几次危机提出了走市场道路还是行政命令的计划化道路问题，然而它们没有促使苏联走向市场经济，从解决办法到当权领导人的思路，走的都是行政命令的强制道路。斯大林的最后胜利意味着苏联走市场经济的最后一点可能性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