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第3/3页）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1947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120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泽东也利用土改想使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链”，其中一个是毛25岁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1947到1948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毛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

这，就是国共内战中，被大陆宣传中隐没掉的部分历史真相。所以，笔者很理解龙应台说的“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是如何地完整。

要取得政权，用一些极端的措施，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人民付出沉痛代价后，能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内战停止后的30年里，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在“一元化”的领导之下，实行“公有制”，分给农民的土地有被没收为“公有”，农民成了画地为牢的农奴；政治上，人民只能歌颂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没有言论自由，公民没有选举执政者的权利；经济上“一大二公”，最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文化上实行苏联模式的党文化，万马齐喑；教育上封锁独立思考的可能，实施专门培养服从和奉承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愚民政策；……等等。事实上，民付出沉痛代价后，却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

由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迫使当政者进行改革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经济体制。这，才有经济腾飞的后30年。可当年，就有中共党人惊呼：“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现在看来，除了时间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变化与进步外，经济腾飞的制造者还是中国人，只不过学习采用了内战前就业已在中国落户的西方经济体制；传统教育中的“地主”、资本家”占据了庙堂之高，国民党领导人作为贵宾，亦风光地回到大陆。政治、文化和教育上也如内战前一样“开明”；不同的是，当年还有民营报刊的存在，如今没有；在舆论控制的方法和措施上更“与时俱进”了。而官僚腐败，比当年可能更恶化……。

笔者说这些，是站在今天看60年前的内战，呼吁国民思考，目前中国是否回到了内战前的起点。从而，也可以思考，统一固然是必须的，但叫嚣武力，真那么有底气吗？！人民，还愿意再经受内战的折磨吗？！

龙应台说，国民党在60年前的战场上确实失败了，但她要给“失败者”

打上引号，重新定义胜利和失败。她说，正是这些失败者来到台湾，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文明的、柔软的、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新的价值观，建立起一个现代台湾。因此，她以自己是失败者的第二代为荣。龙应台说，“失败者”在“台湾这个地方逐步发展出另外一套价值，这个价值离60年前那种国家的、集体的、胜利的、战争的价值越来越远，而离我称之为温柔的力量的价值越来越近。”毛泽东曾在1944年6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诚哉斯言！但民主的统一，却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

①统一是两岸人民共同的事业，因此这个“必须和平统一台湾”的说法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是“必须和平统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