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8/35页）

李宗仁当选之日，我正要去中央党部。一时兴起，取道从前在中组部工作时的旧路，由鼓楼南循富厚冈漫步而去，经过一间外表陈旧的住宅，大门是开着的，有很多人站在院内。程思远看我在门前走过，立即将我唤住。他说：「德邻先生当选了，请进来坐坐。」李宗仁看我，也出来招呼。过去，我只知李宗仁住在城南大方巷白崇禧家，不知他在城北尚有住宅。在此情形之下，我不便过门不入，只得进去。谈不上三句话，立夫先生即来向他道贺，有新闻记者请他们两人拍照，我便走开。不料中统竟向蒋校长诬报我为李宗仁助选；并说李当选后，我第一个去道贺。我当然不会怀疑中统如此对我，乃是奉立夫先生之命行事；但立夫先生决不会不知道的。他知而不予制止，其为有意纵容，已极显然。张道藩和谷正纲在审查贵州的立委和国大代表提名时，不顾「大团结」时的协议，存心偏坦贵州的CC，处处与我为敌，已经令我忍无可忍；此时再加上中统向蒋校长对我作出这种很恶毒的歪曲报导，我也就逐渐走向反对立夫先生的道路而不能自已了。

我不再出席中央常会

我接受蒋校长的钦定而担任中常委，原有到国民党最高神经中枢看看之意。那知不看犹可，一看之下，不禁使我由失望进入绝望。此时的中常委已经不是总章所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傀儡组织。蒋校长有所需要时，来此训话一番，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不需要时，则置之不理。国家大事，自然是没有机会与闻，党务小事，也多由各部处会秉承或揣摩蒋校长的意旨行事，至多在此作形式上的通过或报告而已。那些曾经随中山先生缔造民国的元老们，大多採取不癡不聋不作阿姑阿翁的态度。戴季陶在蒋校长前，更是履进履退，戒慎恐惧，鞠躬如也。我认为他存心作状，肉麻当有趣；道藩则说戴对蒋校长出自内心的诚敬。

南京不战而弃

何应钦就任后，政府的和谈代表即飞往北平，与共方代表开始谈判。在此稍前，我曾向李宗仁建议，在中央党部设立一个和谈指导委员会，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并应包括孙科、张群、吴铁城三人，举凡有关和谈的问题，均先提交该会研讨和决定，然后付诸实施，以期协调党内各方面的意见，而收到团结抗共的实效。我作此建议的主要目的，乃想藉此机构来沟通蒋李的关係，以免他们鹬蚌相争。李欣然接纳，并加入与阎锡山有关的徐世昌。张治中于动身赴平之前一日，还亲到溪口向蒋校长请示机宜，我也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当可获得蒋校长的若干谅解。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全属幻想。和谈代表到北平后，经过很草率的谈判，共方即以送哀的美敦书的姿态，提出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其内容无异要政府作无条件的投降，政府自然不能接受，但和谈代表竟认为可以接受。黄绍竑回南京请示时，还填了一首词，起首两句是：「北国正花开，已是南国花落时」，十足显出他此时虽然身为政府的代表，但其灵魂已经完全倒向共产党那一方面去了。后来，和谈破裂，全部和谈代表都在北平集体降敌。与李宗仁、白崇禧关係最深的黄绍竑和刘斐还替中共到香港活动，实为中外政治史上罕见的丑行。

何应钦向立法院报告政府已决定拒绝共方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并宣布即日迁往广州，继续与中共作战。全体立委均热烈鼓掌表示支持，许多人嚷着不必再询问。我主张仍应询问；因为我还想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在院会上重申必须坚守长江的主张，藉以加重政府当局的责任。但大家此时已无心继续开会，未被接受。立法院秘书处随即宣布自即日起，在三天内将在京委员分别送往广州，请大家即往秘书处登记，并将国民身份证交去，以备购票之用，或乘江轮，或坐火车，或搭飞机，均可自择。许多委员竞先登记，指定要在即日，或次日内离京。我不欲争先，乃登记愿在最后一日离京。当晚，我往访何应钦，探询守江的情形，他说荻港方面已有一部共军渡过长江。我问人数多少？他说约七百人。并透露：蒋校长密令汤恩伯将所部调往上海，使南京成为空城，好让共产党过江来打垮李宗仁，因而无兵可调，无法守江。我说：「难道你对付这七百人的力量都没有了吗？」他表示已有命令下去，希望能调集尚可勉强调动的部队，予以歼灭。我辞出何公馆时已深夜二时，江北的炮声愈来愈近。至此我虽然对坚守长江，不再存希望；但仍未想到南京竟会在一瞬之间，即告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