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5/35页）

问：健公在胜利后主张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眼光远大，请问健公除了向蒋委员长建议外，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这种主张？有没有与健公意见相同的大员？

答：关于「先剿匪而后整军」的主张，我曾在南京召集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发表过。那时陈参谋总长要我上去讲话，我说：「从古打仗的历史，战时扩军，并鼓励各级干部敢于牺牲，敢打。现在打共匪，不能裁，一起去打，鼓励人去打，要裁只有在剿匪之后，承平之后放马南山才没问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亦在承平之时。」全体鼓掌。委员长当场对我说：「这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你这样讲与政策违背。」我说：「我是国防部长，管政策的，我不同意这个政策。」事实上政府不要游击部队，不要伪满军，整军时把两千多将领都裁了，我都不同意；把各军炮兵集中处理，我是国防部部长，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关行宪一点，有张继和我意见相同。

我不敢说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就国泰民安，但情形一定不一样。整了军，游杂部众都投了共，被裁的没战志，即没被裁的情绪也受影响。至于行宪的缺点，那我讲了多少次了，剿匪军事的停顿、内部意见的分歧，都不必赘述；而就行宪本身来说，一开始代表的选举就不能完全照宪法所规定的实行，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打仗时是做不到的，颁布了许多临时条款，什么戒严法、动员戡乱时期总动员法、动员戡乱时期紧急处置条款，这些既与宪法有冲突的地方，何不在未到行宪时机之前不行宪？为什么要背起行宪的名，再做违背宪法的事实？

兵荒马乱遽行大选

黄宇人^[2]

拥护蒋校长不做总统的错觉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行宪的首届国民大会开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全会，讨论候选人的提名问题。蒋校长宣称无意做总统，主张「由国民党推举一位党外人士为候选人，并提出三项人选标準：（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间有声望者；（三）爱国家者（大意如此）。」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指的是胡适，还盛传他曾要王世杰徵求胡的同意，胡已首肯。在全会发言的中委，仍主张应推蒋校长为总统候选人。蒋校长颇表不耐，指责大家不了解他的意思，指定由中常委再加审查。当晚，审查会开会，贺衷寒、袁守谦及其他与青年团有关的中常委，都主张接受蒋校长的意见。张道藩、谷正纲及其他与CC有关的常委则拥护蒋校长做总统。道藩且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做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他似乎认为国大代表除了蒋校长而外，决不会再选第二个人的。国民党的元老们只有戴季陶发言，其余的都守口如瓶。我的本意，原希望蒋校长做总统，而以胡适为行政院长，遵守宪法规定，对立法院负责，以期奠立宪政的初基；但从各种迹象看去，蒋决不愿放弃行政实权。他所谓不做总统，就是準备做行政院长之意。我觉得他既不愿意放弃行政权力，为了不愿见他以总统身份来干预行政权力，破坏宪法体制，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让他不做总统而做行政院院长也好。因此，我也主张全会应接受蒋校长的意见，推一位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我起立请求发言时，坐在前排的戴季陶也请求发言。主席孙科告以我起立在先，戴四头望我，我请他先发言。他转弯抹角的说了很久，暗示蒋并非不愿做总统。我继起发言时，列举四大理由：

「第一，依照宪法规定，总统只是国家元首，行政院长才是国家的行政首长。我认为此一规定与我们的民族性，最为适合。因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几乎都是政治领袖不做国家元首而负行政责任，远者，如几乎妇孺皆知的舜相尧，禹相舜，伊尹相汤，周公相成王，无一而非如此。近者，如民国成立以来，也是林主席做超然主席，而由政治领袖负国家行政责任的十年期间最为安定。今天总裁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他不愿出任总统，只準备做行政院长，不但适应宪法的需要，且与我国优良的政治传统相吻合，我们应该赞成。

第二，总裁大半生的历史，显出：凡是他专负一项实责的时期，都有优良的成绩，反之，凡是他一身而兼若干名实不符的职务时期，还可能引起纷乱。例如在广东时，他专做黄埔军校校长，很快的便培养成一批优良的革命干部，组成一支百战百胜的党军，对讨平陈炯明和统一广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北伐军兴，总裁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复兼中央党部主席，党内即起纷争，几乎影响了北伐的军事。后来，总裁辞去中央党部主席，专负军事责任，北伐才迅速完成。再后，总裁被推为国府主席，内战即不断发生，直到九一八事变，总裁辞去国府主席，专任军事委员长，国内的政局才逐渐平定下来。此后，总裁驻节南昌，专负剿匪责任，很快便将共区完全收复。抗战开始，总裁也只是做行政院长，并未兼任国家元首，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基础。林主席逝世后，总裁兼国府主席，大家甚至把他当作一种万灵药使用，省政府主席人选有困难，把他推出去兼任，大学发生风潮，也把他推出去做校长，但事实上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如果我们今天还要勉强他做总统，无异是强迫总裁行其所短而弃其所长，实非爱护领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