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火（第3/29页）

机动火炮问世伊始，就有人敏锐地抓住了反制概念的根本。既然火炮最能对高墙造成损毁，所以新城墙就必须造得低。然而，低墙的工事等于是开门揖盗，敌人很容易发动突然袭击，顺着梯子攀过城墙进入工事内部。所以，新的工事体系必须既能够抵御火炮的射击，同时又不让敌人的步兵靠近。达到这种以深度换高度的效果的手段是棱堡，它突出于城墙之外，俯瞰城壕或护城河，可以作为火炮和火器的发射平台，而且非常坚固，不会被敌人密集的炮火轰塌。实践证明，最合适的棱堡设计有4面：两面合在一起形成楔子状向外突出，使敌人的炮弹打不到正面，还可以架设己方的大炮；另两面呈直角把突出的楔子连在城墙上，在这两面的雉堞后，守军可以用火炮和火器覆盖城壕和棱堡之间的空地。棱堡用石材建造，不过以砖替代也未尝不可，墙后顶着夯实的泥土，整个棱堡牢固无比，既是坚实的火炮阵地，也是不惧炮击的城防。

在查理八世1494年远征意大利，宣告了堡垒的末日之前的一段时期，工事工程师就已经开始研究试验棱堡，并一直在加厚城墙，使之形成坡度。这样的试验并不普遍，只有零散的几例，但一旦革新成为必需，进行过这种试验的工程师就能立即行动起来。意大利有几个工事“世家”，其中最早确立，也是最重要的世家是朱力亚诺·达圣加诺（Giuliano da Sangallo）和安东尼奥·达圣加诺（Antonio da Sangllo）两兄弟；朱力亚诺在1487年为波焦因佩里亚莱（Poggio Imperiate）的城防画出了棱堡的设计图，就在1494年那年，安东尼奥开始按棱堡的设计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重建在奇维塔卡斯泰拉纳（Civita Castellana）的要塞。圣加诺兄弟俩坚信棱堡是攻城大炮的克星，很快就为意大利那些出得起建筑费用的城邦建起了一座座棱堡；他们在1501—1503年间为内图诺建了几座棱堡，1515年，安东尼奥又接下了为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iessandro Farnese）红衣主教在卡普拉罗莱建造一座样板碉堡的订单。圣加诺家族的红火生意引得别人也想来分一杯羹，先是圣米凯利（San Micheli），然后是萨沃尔尼亚诺（Savorgnano）、佩鲁齐（Peruzzi）、真加（Genga）和安东内利（Antonelli）几个家族也都进入了碉堡建筑业。

建造工事带来财源滚滚，令人眼红，吸引了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物，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在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gia）手下做工事碉堡检查员；还有米开朗琪罗，他在1545年和安东尼奥·达圣加诺的一次争论中宣称：“我对绘画和雕塑所知不多，但我对造工事很有经验，我已经证明关于工事我比圣加诺家族全加起来都懂得多。”从1527年到1529年，米开朗琪罗为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建造了新的城防，但后来对他造工事技术的问津者寥寥无几，这不能不算是艺术的一大幸事。

圣加诺和其他工事家族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他们建造工事的地点不仅限于意大利，由于他们大名远扬，各国国王又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动火炮，所以他们也去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琴海和马耳他（医院骑士团被赶出圣地巴勒斯坦后安顿在了那里）做工程，他们的足迹甚至远至俄国、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自战车工匠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出售技术给在中东作战的贵族以后，工事修建者和他们的对头炮兵是第一批业技专攻的国际雇佣军。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从这些人的角度来想问题。他们没有钱，但他们知道自己有才，自诩为处身于文明程度不如意大利的人群当中的高等人。他们看到自己中间的少数人爬上了高位，感到愤懑不平；他们很容易受优厚条件的诱惑，背井离乡去为遥远的君主服务。然而，他们的情况并不因此有所改善——他们债台高筑、囊中空虚；长途旅行的高额费用迫使他们滞留他乡。他们还得忍受士兵们的轻蔑，因为士兵专看不起行伍中试图把战争的理论和武器相结合的人。

许多作战的士兵自己也是雇佣兵，他们蔑视工程师和工兵，是出于武士的自尊自大，不是因为耗费大量金钱和人工建造的新式碉堡没能达到目的。事实恰恰相反：建有棱堡的要塞恢复了防御对进攻的优势，正如15世纪末火炮占了上风一样迅速。到16世纪末，每一个希望维护自己主权的国家都在边界上最薄弱的地点，如山口、渡口和易于航行的港湾，修建了现代防御工事。国内堡垒的分布也有了改变。内地的“星状碉堡”基本上不见了踪迹，因为国王利用自己垄断的昂贵的大炮击破了不服王权、负隅顽抗的最后一批封建领主的据点，并且不准他们重建有棱堡的城堡。然而，边界上的工事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密集，它们作为设立军事防线的手段和政府管辖范围的标志也比过去有效得多。可以说，欧洲现代的边界基本上是由工事划定的，建造工事时对语言的界线和宗教革命后新的宗教界线做了些微的调整，以保证边界的清晰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