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铁（第3/27页）

一些迈锡尼希腊人，特别是雅典周围阿提卡地区的迈锡尼人，依靠堡垒顶住了侵略者的进攻。他们后来对爱琴海各个岛屿进行再殖民（爱奥尼亚群岛大迁徙），在直到小亚细亚海岸的整个爱琴海区域重新建立了希腊文化。公元前10世纪，他们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了12座面向故乡雅典的坚固城堡，通过海路和雅典并在他们彼此之间保持联系。在大陆上，迈锡尼人的王国无一幸存。多利安侵略者霸占了最好的土地，奴役当地居民，把他们当农奴使用；然而，侵略者之间非常不团结，“村子之间经常交战，男人平时武器不离身”。

这种典型的武士征服后定居下来的模式奠定了希腊最独特、影响最大的制度——城邦兴起的基础。城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克里特岛上多利安人的定居点。公元前850—前750年间，那里的人立下章程，规定征服者的后裔，即带武器的人，可以享受政治权利，所有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克里特这些章程突出的特点是，公民归心的对象不是家族，而是国家。”名门望族家的儿子17岁时编成部队，接受纪律管教和体育、狩猎或模拟战争的训练。不幸被淘汰的人没有选举权，按照法律规定所享受的其他权利也相应减少。到了19岁，成功毕业的人加入男子食堂，从此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打仗。食堂的费用由公共开支负担，实际上成了成员们的家；虽然允许成员结婚，但妻子却不能和丈夫同住，家庭生活等于全无。

这个武士阶层之外的人处于不同程度的从属地位。原来被征服人口的后裔是农奴，终身束缚在主人的庄园或公共的土地上；庄园主还拥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家用奴隶。第一波侵略后才被征服的人可以拥有财产，但要缴付贡税，而且没有选举权。如公元前9世纪的一首克里特祝酒歌的歌词所说，“我的财富是尖矛利剑，是保护我的坚盾一面；我用它耕地，收获，榨葡萄酿酒香甜，它使我有农奴为我把活干”。

城邦（polis）的起源赋予它突出的特点。它从作为它组成部分的村子（komai）那里继承了强烈的亲族感，所以公民资格基本上由父母双方的出身来定。主人和农奴的身份世代相传，公民阶级一直维持着在社会中的特权。保证城邦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得到加强，公民阶级享受着足够的闲暇，可以从事和平时期的艺术，发生战争时则去打仗。

城邦政体最接近克里特起源的形式和规章传到了希腊大陆，在那里扎下了根，最著名的范例是希腊最伟大的好战国家斯巴达。在斯巴达，自由的武士和没有武装，也基本上没有权利的农奴之间的差别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成比例也达到了极致。男孩儿从7岁开始就编入受训营；女孩儿也集中起来，接受体育、舞蹈和音乐方面的训练。然而，女孩儿在结婚前都住在家里，而男孩儿则集体住宿，由队长领导，还有一个国家派来的监管人监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锻炼他们在肉体上适应各种艰苦，同年龄的各组男孩儿经常进行体育和耐力比赛。从18岁开始，他们正式接受作战训练，在一段时期内担负防备农奴闹事的秘密特工的职能。20岁时，他们分到军营中的住房——虽然在这个年龄可以结婚了，但不能和妻子住在一起；30岁就到了经选举获得充分公民权的时候。只有得到一致推选的人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并担负起一个斯巴达“平等人”的主要义务：管制农奴阶级（helot），随时准备打仗。实际上，“平等人”每年都对农奴发动一场内部战争，除去秘密特工认定为不可靠的人。

难怪斯巴达能够崛起并统治不如它好战的邻国，据历史学家所知，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像斯巴达那样具有臻于完善的武士制度。公元前8世纪期间，斯巴达人先是征服了他们自己的5个村子周围的100个村子，然后在一场长达20年之久（公元前940—前920年）的战争中征服了邻近的麦西尼亚地区。在那以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崛起不再一帆风顺。它先是发生了治下城市的反叛，后来又受到邻国阿尔戈斯的挑战，公元前669年在海希亚遭到败绩。有19年的时间，斯巴达苦苦挣扎求生存；到了公元前6世纪，在与阿尔戈斯的一场战斗中，双方先各自派出“300勇士”交锋，然后是全线出击；斯巴达人浴血奋战，最后胜出，终于成为伯罗奔尼撒的军事霸主。

与此同时，希腊的其他主要城邦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方法和方向，把势力范围从大陆向外转向岛屿并回头转向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开辟的海路不断伸展，最终把希腊文化的创建中心和远至西西里、法兰西南部海岸、黑海内海和利比亚沿岸的殖民地都连接起来。在斯巴达忙于改善武器、战术和军事组织这些使它在陆上战无不胜的军事手段的同时，其他城邦，特别是雅典，发展为海上强国，建造了船只，借以与波斯人和受他们辖制的沿海民族争夺对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