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永历朝廷活＂曹操” 跋扈骄横孙可望（第11/12页）

顺治帝失望之余，也下诏同意他的请求。洪承畴很能装，他在揭帖里把自己的病情写得活灵活现：“……热症大发，烦躁有加……每一阖眼，则塘报、本章、兵马、钱粮、俱聚胸中，魂梦思想，语言颠倒……稍一停歇，则喉舌干枯，气竟隔断……如此者，已将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我）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误，封疆大计，关系非小……”

正欲离职之际，孙可望归降信到，郁郁寡欢的洪承畴兴奋莫名，假病变真病的衰态刹那全消。

如同打了兴奋剂一样，他马上给顺治帝上疏要求带病留任——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想把孙可望投降之功全据已有。

洪承畴一向见人下菜碟，同为“势穷来归”，生前南明将领张名斌带一百多士兵投降，洪承畴立刻下令处决，并把降将的妻妾财产皆没收入官。孙可望仅携二十左右人来降，由于他名气大，是南明“秦王”，洪承畴知道对方利用价值大，就立刻破格对孙可望即时薪俸全支，上疏竭力为老孙争取王爵。

喘定之后，孙可望投桃报李，无论是逢人宣讲还是自己上奏，盛夸清朝“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明朝内变，使我决计奔投”——巧妙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让顺治皇帝和清朝大臣们觉得似乎南明内哄和他自己的投降，皆是因洪承畴在五省经略有方所致。

不仅如此，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尽告云贵虚实，画山川地形图，把南明诸将士兵的守卫情况一一细禀。

洪承畴言听计从。根据孙可望的指点重新安排军事计划，反复研商修改，最终他本人成为“云南通”。

而后，清军以西南进军计划修改如下：第一，一改昔日一路大军齐集费饷费粮的作为，先发两路军，继发一路军，在云贵步步为营，买运米食，稳扎稳打。如此，则可免三路大军齐聚争粮之弊；第二，一军入贵州占领省城后，严禁分兵误入崇山深林拼消耗，而是要各军固地制宜，分守要害，蓄锐养威，协调指挥，从四方八面合歼南明军队。

另一方面，孙可望虽大溃败，他在南明的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其原先的手下将领士兵虽然暂时投降李定国，日久必然产生新的矛盾。清军打着他的招牌，又有他手下数位降将熟门熟路当向导，进攻云贵，自然是事半功倍。

本来，孙可望还自告奋勇要随清军出征，清廷觉得他在北京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就把他召回京城。

当云贵渐平，孙可望这位“义王”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

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别说，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揭他老底后，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债取利之事。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责斥。老小子几天睡不着觉，鬓发皆白。

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顺治帝也是个阴君，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打报告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并非民国报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平空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