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第11/29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曾经几乎夺了明光宗朱常洛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大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的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别人逃得了,福王没有这福分。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声不绝,坦然就死。

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口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 《明史》中记载,杨嗣昌是“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琐,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

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奇袭侥幸。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