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第5/31页)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扬长而去。

狂龙入海不回头——崇祯帝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见陕西境内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农民军。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