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第12/31页)

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携贰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遭大败的罗汝才(曹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农民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入死境。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四川处处陷没,农民军之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农民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装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农民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伟壮丽的襄阳王宫踞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滩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

望着漫天大火,张献忠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曾经几乎夺了明光宗朱常洛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大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