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及其《秦汉史》（第2/5页）

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曹操集团、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逐步扩张自己的实力，各自翦灭异己，逐步在局部地域实现了相对的安定，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一般所说的三国时期，自公元220年曹丕黄初元年起，到西晋灭吴，即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年），前后计60年。三国时期的历史虽然相对比较短暂，可是对于后来政治、军事史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三国时期，文化节奏比较急迅，民族精神中的英雄主义得到空前的高扬，东汉以来比较低沉的历史基调迅速转而高亢。同时，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智谋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得以实践。三国史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三国历史人物和三国历史事件在后世几乎为社会各色人物所熟知。历史知识在民间的普及达到这种程度，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将三国史置于秦汉史之中进行叙述和总结，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吕思勉的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和他在《秦汉史》中提出的如下认识有关。他说：“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间，亦当画为一大界。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盖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而深。”（本书第4页）于是秦汉史的历史叙述，至于“三国始末”之“孙吴之亡”（本书第424页至第481页），随后一节，即“三国时四裔情形”（本书第482页至第492页）以与“转为异族所征服”的历史相衔接。近年史学论著中采取将秦汉与三国并为一个历史阶段，在魏晋之间“画为一大界”这种处置方式的，有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又题《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版）。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谈到人们的历史感觉：“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读“战国之时”的历史，自然会关注秦的统一战争这条主线。而“三国竞争之时”本来即起始于汉末，如果并入汉史一同叙述，则许多人共同熟悉并深心“赞叹”的“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上述四个历史阶段，都归入秦汉史的范畴了。按照吕思勉《秦汉史》的说法，即：“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本书第4页）这是从民族史和战争史的角度，指出了秦汉历史的时代特征，“社会”问题亦已涉及，而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均被概括到了这一历史阶段之内。

吕思勉《秦汉史》第一章《总论》开头就写道：“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一大界。”（本书第1页）这其实是十分重要的发现。两汉之际发生的历史变化，除社会结构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风格也都十分明显。不过，对于这一历史“大界”的说明，吕思勉《秦汉史》并没有揭示得十分透彻。就此课题进行接续性的工作，显然是必要的。可惜至今尚少有学者就此进行认真的探讨。

吕思勉对社会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视，实现了积极的学术引导作用。他在《秦汉史》中于讨论“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之外，专有一章论述“秦汉时人民生活”，分别就“饮食”、“仓储漕运籴粜”、“衣服”、“宫室”、“葬埋”、“交通”，考察了秦汉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宫室”一节，是说平民之居的，甚至“瓜牛庐”和“山居之民”、“以石为室”者。大体说来，已经涉及衣食住行的各种条件。而“葬埋”是死后生活条件的安排，当时人们是十分重视的，研究者自然不应当忽略。已经有学者指出，“重视反映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史”，是吕思勉历史著述的“一个显著优点”，“而这些正是现在通行的断代史著作中缺少的部分”。（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报》1984年5月2日《史学》）值得欣慰的是，现今一些学者的辛勤努力，已经使得我们对秦汉时期社会生活史的认识逐渐充实，日益深化。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彭卫《中国饮食史》第六编《秦汉时期的饮食》（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等论著的问世，标志着秦汉社会生活方式研究的显著进步。而吕思勉《秦汉史》作为先行者的功绩，当然是后学们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