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第2/3页）

《追寻历史》内述及1939年作者初莅中国大后方时，对抗战之精神至堪仰佩，只是除此一两句话外，并未叙及其详情。对当时日本空军于重庆之“疲劳轰炸”倒叙得相当详细。内中又提及周恩来饶有兴趣。周曾设筵招待白于重庆冠生园，席间偏陈猪肉，白修德仍因为正规之犹太教，不能下箸，周即谈笑风生地说起，“Teddy，这是中国，看，仔细再看，这像猪肉，但是在中国，这不是猪肉，这是鸭子。”白修德从当日起正式放弃教规，开戒吃肉。他也在书中写出，“我希望我的祖先原恕我”。1941年初国军解决新四军时，白修德怀疑其命令出自蒋介石，可是周恩来虽然极端愤怒，反向白解说，蒋委员长事前并不知情。可是蒋也别无他法，他必须平衡手下各派系。

白修德只在国民政府工作八个月。1939年年底，他即为《时代》杂志聘为特约记者。他往西北旅行一次，出入前线后，将当日决心写在回忆录里：“我不能再相信蒋介石和他美国化的政府是一个真实的政府。他们不能控制事情之发生，我决心和他们脱离关系。”在另一段他又将他在国际宣传处的经验写下：“实际上我被雇去左右美国舆论。美国对抗日之支持，是这政府生存的一线希望。操纵美国新闻界至为重要。所以用说谎和欺骗，用任何方法去传说美国，中美合作共同抵制日本乃是前途之希望。”

当日国民政府希望美国援助确系实情。可是尚没有料到竟有珍珠港事变之发生，而使美国直接参加战争，而使远东之战事及欧洲战事结成一体而构成历史上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一般的情态：对敌方仇恨，可是暗中佩服；对同盟国表面上共生死，实际倾轧。中国抗战后期，表现得无一是处，已经使很多美国人极不耐烦，而以后又有史迪威事件，而战后又有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之失败。杜鲁门也在他的回忆录《考验与希望的年份》（Years of Trial and Hope）里写出如果要美国再进一步的干预中国情事，则“这种意见还未提出已为美国人所否决”。所以白修德第一部杰作出世，被选为每月书社之首选，销行四十五万册不为无因也。

可是这不是批评白修德之不诚，我与白无一面之缘，倒有共同的友识，知道他立场之诚恳。他的回忆虽非忏悔录，可是他也曾将自己大小犯规之事，甚至虚伪之用心全部托出。至于揭穿黑幕（exposé）更是美国新闻从业员一脉相承的基本工作。其带着理想主义，起先对中国期望过深过速，以后失望之后反应过激，也非白氏特色。《新闻周刊》之艾萨克，前已提及。而在他们之前于20年代来华之盛安（Vincent Sheean）著有《自我历史》（Personal History）对武汉左翼政府特别同情，更是他们两人之前辈。

白修德指摘中国国际宣传处希望左右海外视听（何种政府不如是？）事诚有之。说他们说谎欺骗，则言之过甚。《追寻历史》里提供的制造统计数字，夸称战胜，获得“武器无算”等等并非蒋介石所发明，也非国民政府之新政策。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之产物，而且因文化与组织而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深度里去。因为国家之构成即系金字塔倒砌，历来利用想象力及纪律的成分多，施展实际技能的力量少，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其“假信为真”（Make Believe）既如“皇帝之新衣”，尚且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提倡“以意志力去相信”（Power to believe）接近。这一套只能在简单农村社会闭关自守，因此知识分子能担当其成果，又不向其他人负责才能广泛的利用，此亦中国官僚主义之一大特色（与犹太人为一种城市文化私人财产权巩固最为径庭）。蒋介石承袭这办法，乃因新的下层组织尚未构成，法制未备，统计无从着实，这也是我经常提及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所以国民政府至此自食其果，并非创造原因，所谓“歼敌三万”，前锋部队却又向后方“转进”，并非仅以蒙蔽友邦，实际也在欺哄自己，所以也可以当作当日骑虎难下苦肉计中之一部。

我们在1940年代对白氏生气，不仅因他使我们的幻梦无法实现，而且我们已经难于维持的士气，至此更一落千丈。1949年后我在东京驻日代表团任团长之随从副官，团长朱世明将军就常向美国新闻记者发牢骚：“要是希特勒取得邓魁克之日，有了你们诸位先生高唱英国完了，英国也可能真的完了。”有时白修德的上司前国际新闻处处长董显光也在座。

可是几十年后看来，白修德在追寻历史，他并未制造历史。他在《雷霆后》里已写出：“在我们这一代希望中国安定，可算幼稚。中国若不改变，则会死亡。”同时他在《寻觅历史》里也写出，国民政府控制着前方的军队，与军阀构成必要之联盟，又靠着仅有的几条公路下达乡镇，内有保甲。所谓政府仅此而已。保甲之下，另有政府。这样，即自他的文字看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新中国的贡献，乃是制造一种高层机构，完成抗战，使中国不致沦亡。要想改造中国的低层机构，则除非大规模的输血，只有开刀。如此也可以看穿共产党与毛泽东所走的路线了。总之，使一个庞大的农村社会改造而为一个商业化，凡事用数目字管理的社会，已不是道德问题，而为一种技术问题。我们一定要从生理上想，有等于一个动物之脱胎换骨。1940年间，白修德和我们自己都没有看穿当前问题之庞大。即蒋毛杜马诸人也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所面临问题之实质，因缺乏历史之纵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