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做派（第6/8页）

鲁迅个子不高，身体瘦弱，面色黑黄，不常理发。由于长期大量吸烟，全部牙齿呈黑黄色，牙根则是深黑色。去陕西讲学时，有人向接待人员探问：“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也有人问：“学者也吸鸦片烟吗？”接待人员问其所指，对方答：“周鲁迅面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鲁迅定居上海不久，与许广平到杭州度蜜月，上火车时被宪兵搜查了一回，车开后又被另一拨宪兵翻箱倒箧地搜了一回。他与许广平在北京戏院看电影时，有个瘾君子摸过来低声向他打听，到哪儿去买黑货。

鲁迅虽有烟容但行动干脆利落。鲁迅晚年的朋友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到其寓所谈话。茅盾说：“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

罗尔纲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是校长。罗自称是一个“在学校里无声无息的一点不活跃的学生”，因成绩出众，得到了只有五人入选的奖学金，为胡适所发现，毕业后招至家中，成为胡的私淑弟子。1930年6月的一个晚上，罗去胡适在极司菲尔路的寓所“报到”，恰值胡适在宴请邻居张元济。胡遂把罗介绍给张，张元济起身向罗还礼。罗后来成为史学界泰斗，晚年回忆说：“一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我还礼，使我肃然起敬。”

上世纪30年代初，徐志摩与罗尔纲都借宿胡适家。胡适要罗尔纲每天下午陪徐志摩去北海公园散步，罗回忆说：“徐志摩去公园散步很少说话。有一次，游罢出了后门。有个老妇叫花子向他乞讨。他就站着详细问她什么地方人，家中有无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来等等。他和那老妇叫花子絮絮谈话，恳切有如亲人。随后把袋里的钱都给了她，还在沉思迟迟不走，回家吃晚饭的时间都忘记了……我静静站在旁边，使我如同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那样感受到大诗人悲天悯人的爱。”

金岳霖回忆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的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上世纪30年代，一次金岳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保姆问：“您哪儿？”金竟然一时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好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保姆却说：“不行。”金再三请求，对方仍说不行。金没辙，只好求教于自己的车夫，车夫也说不知道。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车夫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这个“金”字，终于提醒了金岳霖。比金岳霖有过之的一例是，抗战期间，潘梓年在重庆的一个签名场合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姓潘，潘却问：“阿里个潘呀？”

1920年前后的碧云寺住持聚林法师，用蒋碧微的话说：“是个好人，但却不是好和尚，他不茹素，而且还喜欢喝两杯，曾听人说他在北平城里还养着女人。”

林徽因常在晚上写诗。她的堂弟林宣回忆：林在写诗时总是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梁思成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

鲁迅说：“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

李长之曾著《鲁迅批判》一书，并寄赠鲁迅。鲁迅在写给孟十还的信中说：“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

李大钊的友人说：“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案”。蒋介石和一批大员临时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车站席地而坐，商讨应敌之计。正商量间，冯玉祥突然爬起来，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便走到路边，去帮一个路过的车夫推车上坡。冯之为人，于此可见一斑。

丁文江对钱昌照说：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