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穿戴（第4/6页）

1918年夏天，张元济一家游北京，住北京饭店38、39号，父子、母女各一间。当时张的子女还是十来岁的孩子，感到北京的一切都与上海不同，很新鲜。一日，张家在北京饭店西餐厅用餐时，进来两男两女，女的都穿旗袍，一粉红，一淡绿，头上梳个发髻。张元济夫人说，这是旗人上层妇女的装扮，一定是满洲贵族。那时汉族女子都穿裙，旗袍是20年代以后才开始时兴的。张家姐弟盯住两个女子看了半天，心想，这在上海哪能见到。

1927年秋，张元济遭绑票，被关六天六夜。其间绑匪发现张所穿绒线衣上有破洞，大为诧异，没想到他们心目中的“财神爷”竟也穿破衣服。

北平时代，知识分子大多穿蓝大褂，西裤，半新不旧的皮鞋；反之则中式服装，满裆折裤腰的裤子。很容易分别。学者邓云乡说：“全城找不出一个穿西式裤子卖西瓜的。”不仅是北平，盛孰真在《回忆我和殷夫的交往》一文中说：“他（殷夫）脸色有些黝黑，身材不高，西发（分头），穿一件浅蓝色爱国布长衫，西装裤，脚上是一双旧皮鞋，一副潇洒的文人风度。”

北平沦陷后，市民生活一泻千里。学者赵荫堂穷得冬天只有一件破羊皮袍子穿，给学生上课时，破羊皮跟面条似的，不时从袖口落下来，他便不时塞回去，沥沥拉拉，弄个不停。

1944年8月15日，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四天后便销售一空。8月26日下午，《杂志》社在上海康乐酒家举办《传奇》茶话会，邀请沪上部分文化界人士和读者座谈。当时张爱玲与胡兰成刚刚成婚，胡兰成回忆：“张爱玲女士穿着橙黄色绸底上套，像《传奇》封面那样蓝颜色的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圈，其他便长长地披下来，戴着淡黄色玳瑁边的眼镜，搽着口红，风度是沉静而庄重。”

抗战前，在北平的公共场所若遇见一个戴金丝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千层底鞋的人，问一声：“请问您在什么地方恭喜？”对方一般会这样回答：“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上海，对方一定穿笔挺的西装，夹着个大皮包，口含雪茄。被问及职业，他会打开皮包，取出名片递给你，同时报告说：“康奈尔大学工程博士、沪江大学教授，兼光华大学讲师……”

清华教授马约翰一年四季都是一种打扮：短袖衬衫，打领结，猎式西式短裤，羊毛长统袜子。

胡适是有美国背景的新派人物，穿着上却另当别论。任北大校长时，他都是穿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或棉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夹袍子外面，夏天除酷暑时穿夏布杭纺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单蓝布大褂。

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一年冬天中文系开会，胡也到场。散会后胡适与杨振声、唐兰三人一起出来。杨振声穿獭皮领礼服呢的中式大衣，戴獭皮土耳其式的高帽子，嘴含烟斗，走在最前面。胡适穿棉袍子、蓝布罩衫，走在杨振声身后，还替杨夹着皮包。乍一看，杨倒像个校长，胡更像一个校长秘书。

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在北大讲授古典文学。邓云乡其时是中文系学生，在下面听讲。一次俞讲杜诗，引经据典举了很多例子。适值冬天，教室朝南，阳光充足，邓抵不住暖洋洋的诱惑，浑浑欲睡。便索性放弃听课，观察起老师的装扮来，邓后来回忆说：“（俞平伯）头戴黑羔皮土耳其式高筒小皮帽，外罩阴丹士林蓝布大褂，里面藏青绸料棉袍，而大褂短于棉袍约二寸许。显见大褂新时同棉袍一样长，洗后缩水，便越来越短了。内穿黑色棉裤，而裤腿又长于棉袍二寸许，盖棉裤原系绑腿裤，后不绑腿，散着又比棉袍长了。如此三截式的装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顾随在教授中，算是仪表、风度、功架、做派都出众的一个。他冬天上课时，内穿春绸衬绒袍子，外套丝绵或灰鼠袍子，最外面再套大毛狐肷袍子，狐肷袍子外面围条五六尺长的黑绒线围巾。据说这种穿法在当年北平的老先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进教室后，先摘去围巾，上讲台后随着讲课一件件脱掉袍子。等到快下课时，再一件件穿上。

画家叶浅予的第一任妻子罗彩云是个目不识丁的村姑，从小没穿过皮鞋。结婚时，嫁妆里有一双皮鞋，到上海就穿上了。上海的弄堂房子楼梯窄且陡，罗一次穿着皮鞋一不留神从楼梯的半截处摔了下来，致卧床数日不能动弹。

陈寅恪游学欧美十余年，回国后仍是一副土打扮——夏天一件大褂，布裤子布鞋；冬天戴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外套黑面羊皮马褂、棉裤扎腿带，脚穿厚棉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