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男女（第6/10页）

1940年，戴望舒之妻穆丽娟决定和他离婚。戴望舒因此向她发出《绝命书》，说：“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但戴望舒终于没有死成。

学者谢国桢二十多岁时游杭州，在西湖附近的葛岭闲逛时，遇见两个老者，其一姓李，据说懂得相术，谢便请他给自己看看。李说：“谢先生相貌很好，将来一定有二十年的好运，可是有一桩，如果是不怎样……那就更好了。”谢马上问：“怎么样？”李吞吞吐吐地说：“要是到三十五六岁的时候，不被娘儿们引诱，那就更好了。”谢说：“我又不嫖姑娘，那又怕什么？”李正色道：“花钱取乐，不损人格，那又怕什么！只怕是不花钱的女人呀！”十多年后，谢已四十朝外，自嘲道：“深盼有一天机会来临，可是一直到民国三十二年尚未遇见一回事，真是书生老矣，机会不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女学生的择偶标准被编成一句顺口溜：“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

刘海粟这样描述自己的第二个妻子：“当时，成家和较之一般的女孩子，是很美的，她的容颜、体型、风度、神韵皆美。”抗战时，先是刘海粟没有留下足够的生活费便抛下妻儿去了南洋，后来成家和又抛下儿女，带着刘海粟的藏画和作品与人私奔。

画家叶浅予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女方罗彩云不识字，两人情趣上的距离可想而知。叶那段时间经常借酒浇愁，遂有女画家梁白波的第三者插足。叶梁的私情后被罗发现，据叶后来回忆，罗彩云“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分’。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解放后，叶和罗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文革”中罗仍受叶的牵连而遭罪，后服安眠药离世，死前，她对女儿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

叶挺向李秀文求婚时，李家家底殷实，李父提出成婚的两个条件：一、叶须当上团长；二、女儿出嫁时，他把家产全部卖掉，给女儿当嫁妆，但女儿女婿须负责给他们养老。后来叶家用这笔钱在澳门买了一幢房子，又租了一幢房子，并保障了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胡絜青回忆说：1930年的寒假，老舍回到北京。“罗莘田请我和老舍在家里吃了一顿饭，接着，白涤洲先生和董鲁安先生也单请我和他去吃饭。这几顿饭当然都是主人有意安排的，我和他这两个客人心里也明白。吃过这几顿饭，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他说：咱们不能老靠吃人家的饭来见面，你我都有笔，咱们在信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他先说了心里的话。回到济南以后，他每天起码给我一封信，有时两三封信。”

梁思成说：“我爹（梁启超）把家庭的财政大权给了第一夫人，把爱情给了第二夫人。”

学者张岱年晚年对儿媳说：“年轻时，你妈的手凉，我的手热；现在呀，是她的手热，我的手凉。”

梁漱溟的侄女婿也是他的得意门生，结婚时梁说了一番夫妻理当相敬如宾的话后，举例道：“如像我初婚的时候，我对于她（梁漱溟夫人）是非常恭敬，她对于我也十分的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沏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得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话未说完，其太太突然大声叫了起来：“什么话？瞎扯乱说！无论什么到你嘴里就变成哲学了！……”

林语堂夫妇感情很好，生活上自然也很默契，彼此相知。一次聚会，林先到，后门外有皮鞋的脚步声，林侧耳一听便说：“她来了！”

作家赵景深回忆，他第二次结婚前，友人钱歌川与妻子凌丽茶去赵家看新娘子，“凌女士很漂亮，在我的朋友们妻子中间，像这样具有丰仪的女性是很少见的。歌川的肤色也很白皙，略为隆起的希腊式的鼻子，与丽茶真是一对璧人。”

抗战时期，学者舒湮住在重庆。某个周末他去歌乐山，等公共汽车返回时，舒湮牙疼加剧，恰巧附近有一家医院，便去求诊。一个姓吴的值班女医生接待了他，说是周日不门诊，把他回了。舒湮不死心，说：“我是特地从重庆赶来求诊的。倘若在此地过夜，明天再来，实在有些不大方便，请通融一下吧。”吴小姐便为他拔了牙。舒湮以为拔牙很疼，没想到吴小姐医术高妙，牙拔下来的时候，舒湮竟然不知道。他说：“我宁愿牙齿多坏几颗！”这一通融，正如舒湮所愿。后来，两人在重庆举办婚礼，证婚人是张元济。张在婚礼上说，舒湮的先人冒辟疆当年带着董小宛去过他的老家——浙江海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