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亦癫亦狂亦君子（第7/9页）

梁启超求学问的欲望极为强烈，平时对康有为虽无成见但却勇于坚持己见。从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开始，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初到日本梁启超与康有为一道主张“尊皇”，而仅一年光景，梁启超便大肆宣传民权、批奴性、讲自由，甚且鼓吹破坏主义。梁启超的行为引起康有为的不满，只因天各一方，康有为无可奈何。1900年7月，梁启超至新加坡，两人见面，由于学术思想分歧很大，康有为气恼竟至出手殴打。但梁启超仍坚持己见，并作诗“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我本师”“宁关才大难为用，却悔情多不自持”等句，表达出自己的心志。

但是康有为死后，梁启超甚是悲痛。梁启超痛哭几天，率清华园全体同学在法源寺开吊，自己披麻戴孝，在法源寺守灵三天，每天有人来行礼，他都在孝子位上站着。梁平时喜打麻将，但在康有为死后的三个月内他都不玩。

梁启超自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所以即使和老师有冲突误会，他也并不退让，而是坚持真理。也正是因为坚持真理，所以他后来坚定地与复辟、祀孔等思想行为进行斗争。

梁启超晚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教书育人，同时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梁启超认为，用科学只能发展物质文明；但却难以发展精神文明，尤其是人生问题，更为西洋哲学所缺乏。“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与实际分为两撅，唯心唯物，各走极端。宗教家偏重来生，唯心派哲学高谈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梁启超说：“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新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我想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老、孔、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因此，“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

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并非无限抬高中学，贬低西学。在他看来，“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他希望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新系统往外扩充，人类全体都得着它好处。”这一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借鉴的。

一纸电报点燃“五四运动”

1918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招展，光彩照耀，东交民巷至天安门一带，游人更是摩肩接踵。这一天，人们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尽管这次胜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12月初，梁启超筹措了10万元经费，挑选了一批各有所长的专家，组成一个民间代表团，赴欧洲参加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确立世界新秩序的会议，梁启超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2月28日，梁启超率丁文江、蒋百里等人，乘坐日本轮船横滨号前往欧洲。一路上，大家打牌、聊天，非常热闹。每天早上8点，每个人都抱着一本书，在甲板上冲着大海高声朗读，45岁的梁启超也开始学英语。

在巴黎，梁启超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请他帮忙在和会上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威尔逊答应了。

1919年1月，被中国人寄予了厚望的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会上，同为战胜国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遭到中方代表顾维钧的严词反对。

顾维钧慷慨陈词，说山东是孔孟之乡，中国的文化圣地，自中国参战以来，与德国订立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已废除，不存在日本继承权益的问题。威尔逊也从旁相助，为中国据理力争。

场外，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写下《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并翻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散发，宣传中国的要求，驳斥了日本占据山东的借口：“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回中国，日本不能借口有所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梁启超大声疾呼：“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