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2/7页）

妹妹执意不肯。她决定不用大理石，这次只用花岗石，粗率的恢复，免得盗碑人的觊觎。我们借着管理公墓的人之笔墨，在母亲坟墓的基石上大字标明。妹妹决定让她儿子秋间休假时，专程北来，监视着恢复墓上石碑，也仍把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刻上去。

临别之前她对着无碑之坟说着：“妈妈，我没有好生看顾您老人家，只是我确是距离得太远，没有办法！”说时她已涕泪纵横。

我一直忍着心肠，至此到底禁不住心头伤感，也情不自禁地倒在石基丛草与灰尘之间抽噎地哭着。妹妹还不知道，我的伤心处，还包括着她所没有的罪咎之感。

假使我这篇文字的目的仅在于彰母德，则实无在此发表的可能及必要。中国传统传颂先人祖德的文字，俯拾皆是。韩愈、欧阳修、曾巩、归有光……先考先祖妣周孺人、宋孺人的行状与墓志铭……一律千篇。当然的，儿子显达，必是先人有德。要不是祖先节衣缩食，子孙何能得有清闲拜长尊师，练字读书，秋闱中试，伏阙授官，追怀旧德，“今日俸钱过十万”，“何昔日之不足而今之有余也”，也只是传统社会里贫贱富贵循环的事势之必然了。写这样的文字还不如朗诵《古文辞类纂》直截了当。

在我的记忆里前面的一段，大概从小到我上初中的一段没有母爱的印象。虽然妈妈常用“一身干一身湿”的湖南土话形容养育我的艰难，但是结论总是我和她“娘崽不和”。有时候说得气极她还说：“人看其小，马看蹄爪。”意思是各人禀性，从幼表现。我处处不听她的吩咐，将来长大，不为孝子，势必为逆子。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为着衣食，长久的不在家。我们自幼的教养全由妈妈负责。她又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无旁人在侧询问。她只循着她父亲的办法——律子要严，以致她的指教，处处拂我意。她为着省钱，要我们穿自制土布衣鞋，我羡慕同学的帆布橡胶底球鞋，故意将鞋在水坑里弄脏。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我和同伴到田间去采桑叶捉蝌蚪，我有两次掉在水里，经人救起，从此我就不能随意外出。妈妈的使唤，使我非常不快，虽然我到头总是服从，但是总少不得顶嘴。在我的记忆中，我少被鞭打，大概一生之中也不过两三次，只是被责骂实为常态。妈妈一责骂，我就回口，这样她认为我们是“母子不和”。

我小时候也曾欺负弟妹，争吵时仗着个子大打他们。我还学着一种顽皮的办法，称为“画地为牢”——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圈不许他们出来。我还欺骗弟弟。我们两三数天有三个铜板的零用。我用的总是不够，弟弟总是留着不用。我就和他商量，如果他将他的三个铜板借给我，我到头加倍奉还。这口头契约也未注明年月，到头总是我们意见不合，他吵着要账，我无存款可还，于是妈妈代还，只付本而不付息，弟弟又吵嚷。妈妈要弟弟妹妹记着，我是“拍虎大王”。

多年之后，我修习到心理学才知道兄弟姊妹间的相互排挤，称为sibling rivalry。父母子女间的爱恨参半，则为ambivalence。但是在我外祖父的世界之中，这一套全不存在。人非孝子即为逆子。幸亏我生已晚，我刚一岁外公即去世。听说他生前一度惩罚我大舅的办法，乃是用铜制旱烟管向头上敲，也不顾及儿子可能因脑伤而终身残废。我的母亲在这种环境气氛下长大，她之教养我们已较外公开明多矣，可是与现今各大学之儿童心理学又尚有一段长远之距离。

这种家中琐屑之事，也仍与我们所读现代史有关。原来这时候，不论上下，我们都已生活在历史的大转变之中。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间小时的嫌隙，就在数十年后仍出现于两人文字之中。在30年代我们年轻人对蒋介石有高度的崇拜，他每发表文告，常用对他母亲的孝思为题，和我们企望着他能借着文告表示英雄色彩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不久之前，我阅及《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其实这也是毛思诚代写的一本自传——方领略到他的孝思，并非自然的对母爱的一种表露。而是浪子回头，追怀母教，在伦理上的一种自矢。蒋母崇奉民间式的佛教，极端的迷信，极端的保守。她对蒋介石也不时“夏楚”——打手心，尚且在他十四岁不到的期间，指定他和毛福梅成婚。以常情而论，她不可能对蒋之辍私塾，进新式学校，又弃文就武，入保定军官学校，被保定开除，再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振武毕业见习之后又不继续任士官，而参加革命的这一段推怀置信地赞同。（如果她曾一度支持，难道文告中竟无一字提及？）况且以后蒋又赌博嫖妓做股票生意，“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都系蒋忏悔之辞），更不能为蒋母所喜。至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母子相处，爱憎相伴的概况，与日后追悔的线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