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给我的影响(第6/8页)

李约瑟的婚姻生活

可是我无法迁怒于桂珍,我想任何人都难能迁怒于她。我在剑桥见到她时,她年近七十,可是看来只五十岁左右。她身体娇小,个性刚强,K-2有她年轻时照片一张,光彩夺目,当日必为令人徘徊眷恋的名姝。她于卢沟桥事变前数月(李公说1936年,她说1937年)在剑桥与李公邂逅。他那时候已和Dorothy Moyle结婚十二年。可是从此鲁桂珍即终身未嫁,为李公书伴。我不能肯定地说没有她不会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方面说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是他们爱情升华的表现并不为过。

原来第一位李夫人Dorothy也获有博士学位,他们在做研究生时结识,都主修生物化学。他的专长为胚胎学,她的专长为筋肉收缩,彼此都为皇家学院(Royal Society)院士。我初去剑桥时,她已七十六岁,仍在凯思书院宴会时招待来宾,也还在著书。李公称他自己所著书,只有李夫人一字一句全部读过,不幸她最后患老年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 1987年我和格尔再去剑桥时她已不能认识李公。有一晚桂珍邀我们在她的套房内喝咖啡,半小时后李公亦来。此时李夫人Dorothy已雇有特别护士照顾。我们谈完已近深夜,李公仍坚持开车送我们,送后他再返李夫人处陪伴她一小时,看来每日如此,此情真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他不能与桂珍早成眷属,也不能算无遗憾。1977年李公与桂珍来美,我和格尔邀他们来我家小住一夜,李公见着杰佛逊,时年十岁,他悄悄和桂珍说起:“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不知是何滋味?”而她立即向我们说,并说约瑟态度实为带感伤性。第二天早上我们闲谈学界人物,也涉及离婚再婚情事。李公又说:“每一个人都在转换(伙伴)〔everybody switches〕。”桂珍立即申斥他说什么每个人都转换,他们就没有。这样看来,她和他数十年相处,崇拜敬慕之如家长,管制之如幼弟,能经常和他接近,又使他的徘徊眷慕始终无邪。他们间之心头怅惘,到时即说,说后意消,这也是她使李公一生事业从一个专长“转换”到另一专长,而夫妇仍能全始终之所在,而李夫人之宽达亦堪钦佩。

李公传记资料已见诸中外刊物数十种,即《纽约客》及《斯密宗宁》(Smithsonian)亦有记载。自Dorothy不能旅行之后,鲁桂珍又为李约瑟之旅伴(以前他们三人偕游),已有人暗中猜测,他日有人为李公作传势必提及,我无意播送闲议,只以耳闻目见,他两人又不忌讳,方濡笔据实书之。

又直到1989年Dorothy去世近两年后他们方成婚,去他们初次相逢已超过半个世纪。而《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成书,堆叠起来,也已超过数尺而近丈矣。1990年国际中国科技学会集会于剑桥之李敦研究所,我们被邀参加,这时我无论文可诵读,也无听讲之动机,只是随着兴致前往,此为生平第六次,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剑桥。

至此我庆贺他们的婚姻,“桂珍,我们真为你高兴。”我说着,每字都是由衷之言。

“谢谢你们,”她说,“很多人和你们有同感,他们都很高兴(They are also pleased),你们等会儿到我们那边饮茶好吗?”

我看着她要招待很多人,又要准备中国科学院赠她名誉教授衔的学位,就辞谢了。李公此时视觉、听觉都已衰退,靠轮椅行动,而他要接见的人士尚多,我们只乘空向他问好,拍照留念,心照不宣的,此可能为最后之一面。午后我们再入凯思书院,只看到K-1和K-2都重扉深锁,院中蔷薇花则盛开,K-2之壁炉案架上仍陈列着李公父亲的照片,着军装,是英国红十字会的制服,旁有楷书“人去留影”四字嵌在镜框内,使我想到当年初来剑桥的情景。李约瑟与鲁桂珍之高度纪律,读书写作处处认真,寸阴不舍使人畏惧的习惯得自此着军装之李公。所以我说李约瑟一方面固然代表左派与自由主义,一方面仍继承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律。

桂珍婚后约两年,即于1991年因气喘病逝世,我觉得李公老境萧条,常为之戚然。我的关怀尚且包含着一种负疚的成分,让他写了这许多信给我,又让他寄予我这样深厚的希望,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只限于我和他合作的一篇论文,收入卷七。这是当初没有想象得到的。

困顿时期的境遇

首先问题出自财务,李公自1976年卸任凯思书院院长一职后,他说完全失去了教学机构的庶务支持。他无打字员,没有人替他付电话费,更用不着说合作者的薪给旅费津贴(一向合作者个别由母校或各文化基金资助)。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书呆子,平日没有考虑到这种问题,一到窘境临头,才知道事态严重。这时候大家希望他自己来美呼吁各界解囊,替他的《科技史》招募一部分基金。又没有想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他参加过一个国际组织公布美军在韩战期间有使用细菌战的情形,因此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各处美国领事馆不发签证,李公到了加拿大仍然无法入境。后经参议员James William Fulbright的干预,才取消拒客令。可是刚组织就绪,出面为他主持募款的Arthur Wright又突然在打高尔夫球时心脏病发而逝世。以后李公募款消息传出,美国、香港、日本的财界巨子慷慨解囊,英国贵族捐地,而有今日李敦研究所的规模,此是后话。而70年代后期,他确经过一段囊空如洗的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