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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大历史则是穷究各种事迹。粗率看来它们好像矛盾而互相冲突，其实则当中纵有局部之反复，而终归成直线或至少成梯次的前进。这样一来，讲学历史的人，应当存有各项信心：第一，世界上各种大事之转变，以战争或革命做主，内中不乏多数人众意志力之后果，后面包含着实际而又带浪漫性的动机，不能仅以意识形态概括之或否定之。第二，人本主义的精神，通常不能在这种剧烈行动之中发生效用。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往往有之，而且事定之后，也可能在修正时发生功效，所以综合以上。第三，我们对历史长期的发展应当检讨当中的合理性。第四，虽说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这种认识仍依历史的纵深增长和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因为如此，今日我们读至《战争与和平》，依然欣赏作者所赋予这部小说之美感。因为时代环境纵不同，人的性格，仍是没有改变，书中主角如比尔如安德烈仍有吸引人的魅力。但是一百多年后，这故事之历史意义已失去其神秘性与整体性。

我所以不怕各位不耐烦，把人类各种关系翻来覆去地议论一遍，则是我们今日有一个绝妙的机会，发扬各人抒情叙事的才能。我已经在各处写出：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不是片面改造，而是将整个国家社会全部推翻，一切重来。本来专制皇权以昊天诰命为基础，真理总是由上而下，这种体制已于1912年被清算。下面农村社会里以小自耕农为付税的基础，以“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作凝聚的力量。这一切早已不合时代，即纵有残余的力量，也在五四运动被推翻。再有上下之联系，原来只有刑法中之“五服十恶”，再有则是科举考试之程序。熟读诗书之文士，进而为庙堂里的执政，退则为乡宦士绅，各有名额，分配于府州县。这套也于1905年停科举而整个截断。民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不仅无从向各地区抽取土地税，并且无法获知基层情形。如土地分割过细，农民负债很多，详情尚待中共执行土地改革时方始暴露。

简概言之，旧体制无一项有实质的因素可以改造利用，只有整个重新造起。在这种条件下，蒋介石及当日国民党所创造限于新国家之高层机构，包括统一之军令及全国施行之法币，由对日抗战而完成。中共及毛泽东之作为，在翻转农村之基层，剔除当中百年旧习，借着内战及对外隔绝的条件完成。台湾方面也因着战时状态，实行三七五减租，收到类似的功效，而今两岸尽力通商，一方面志在提高人民生活，一方面也重创新法制，作为上下之联系。

黑格尔说，广大的群众运动，虽领导人亦无法获知其行动的实际意义。《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对此说全然赞同。托尔斯泰并且说出：只有观察其他行星的运转，才能了解地动。《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更指出无人能做历史的主宰，纵是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历史的“经纪人”。

我们再看各当事人的证言，情形也确如此，我最近几年有机会仔细阅及蒋介石日记，他不仅对国事无全盘计划，连北伐的成功也是“将错就错”，对日抗战更无胜利的把握，只有“孤注一掷”，有时他尚说出，如战败国亡，亦可“保全国家之人格”。

毛泽东阅及土改的报告，才能实切体会问题的复杂与严重，他之被逼得无出路，可以从“后院炼钢”的情形看出。但是也即在“文革”期间全民穿蓝布袄吃大锅饭，政府以低价向农民购买粮食，也以低价配给市民，从此节衣缩食，也终为国家筹得一些资本。即由农村缴收部分，也值六千亿元。

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策划。所以他写信给江青，也自叙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于1978年发动经济改革，也无通盘的打算，只说“摸石子过河”。

观察其他星球的运转，才领悟到地动。中国的全面改造，史无前例。我们只能在研读其他先进国家改造之程序，才能在比较之间，领悟到综合诸般行动的积极意义。

所以这百余年来的经历，固然或正或反，经过志士仁人的牺牲奋斗，也包含着无数匹夫匹妇的一点一滴的经营，最后才集江淮河泗之水成为汪洋。

这是一段五百年甚至一千年来未有之奇遇，中国的改造牵动了每一个家庭。像北欧传统所谓传奇（saga），何止千万起？况且当中各家各户成员，有的留居故土，有的被放逐于海外，也必比比皆是。在座诸位是否有人敢冒大险，将一种类似剖面的场合替我们勾画出来？花上五年十年的功夫，作这样的文学巨著？是否能脱离传统道德的窠臼，也不受流行的意识形态束缚？（因为此番变动，即旨在修正改造这些因素。）以今日文化界拥抱着计算机与电子通讯的热忱，是否十年之后，深入下一世纪，仍有众多的读者欣赏如此的长篇巨著？也有出版家，在每月每周经营计算之余，愿意承担发行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