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死亡名单：疯狂屠杀功臣的始末与细节（第7/13页）

　　诛杀胡惟庸，废除丞相，又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这些都是震动全国的重大举措，在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出乱子。为了防止意外事变的发生，朱元璋不得不采取了上述对功臣的一系列安抚措施。

只有亲生儿子信得过

　　朱元璋做事，总是考虑得极为长远。事实上，早在开国之初，他就盘算过制衡武将的问题，并未雨绸缪，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

　　虽然朱元璋十分重视地缘，但是和血缘比起来，这种重视就不值一提了。说实在的，天下诸人，他只信得过自己的亲生儿子们。

　　洪武三年，虽然二子不过十六岁，三子不过十五岁，四子不过十一岁，而最小的儿子刚刚一岁，他就先于大封功臣之前封诸子为王。他在诏书中说：

　　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长幼之分，固内外之势者。朕今有子十人。

　　前岁已立长子为皇太子。爰以今岁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吴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侄孙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凡诸礼典，已有定制。于戏！众建藩辅，所以广盘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支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

　　以诸子分驻天下要地，以“固内外之势”，“广盘石之安”，确保江山永在朱姓之手，是他在开国之前就画好的蓝图。他规定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法定其亲兵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明史》卷一百一十六，《诸王列传序》）。

　　特别是北方塞王，掌握的兵力更为雄厚。比如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因此一个个实力雄厚，“连邑数十，城廓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朱元璋对自己的孩子们无限信任，他规定，遇有战事，即使元勋宿将也要听藩王节制。

　　对于这种安排，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其不妥。因为强藩必然挑战中央集权，成为帝国长治久安之隐患，外藩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实在太多了。平遥县训导叶伯巨的看法十分典型，洪武九年，他上书言事，指出朱元璋“分封太侈”：

　　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则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现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认为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这番话入情入理，不料朱元璋见疏却勃然大怒，认为这是离间他们一家骨肉，要亲手射杀叶伯巨。经过群臣力劝，才没有亲自动手，不过叶伯巨终于为此事死在狱中。

　　以自己的子孙制衡天下武臣的构想虽然美好，无奈朱元璋的孩子们在开国之初都年龄太小。虽然朱元璋日夜盼望他的孩子们尽快成长起来，然而人的成长不像庄稼，不是多施几次肥就能催起来，所以这一构想真正发挥作用，还需待以时日。在此之前，朱元璋只能耐下心来，对功臣们极尽敷衍之能事。

大屠杀计划：为太子保驾护航

　　专制制度的自私性使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开国君臣关系的脆弱性。皇帝与功臣的关系，经常在昨与今、情与理、势与义中纠结冲突，酝酿出一个又一个危机。

　　决定历代开国功臣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开国皇帝的年龄。学者郑宏卫在《开国功臣归宿论》中说，皇帝登基时年龄越老，对身后事就越担心，因此就越容易对功臣们动起杀机。比如刘邦，登基时已经五十五岁，因此他开了兔死狗烹的先例，开国时所封的七个异姓王，后来大部分或诛或伐，非死即亡，“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

　　相反，那些青壮年的登基者，则对控制功臣更有自信心。比如李世民登基时没到三十岁，刘秀不过三十一岁，而赵匡胤也不过三十四岁。因此唐太宗李世民使用功臣勋旧，并无避讳。贞观年间，事无巨细，勋臣皆得过问。唐初开国功臣，绝大多数都大权重位，各展所长，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光武帝刘秀则取消功臣实权，保全他们的厚禄。光武之世，列侯只有“高密、固始、胶东三侯”参与国事，其他人都远离权力，但光武帝对他们礼貌周到，“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余”，且“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至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更人我两便，被认为人情与形势两全，历代称为高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