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9/21页）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是这些异族皇帝，成了中国历史上对汉文化掌握得最炉火纯青的统治者。他们的书法、诗文，比绝大部分汉族皇帝还要漂亮、精彩；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体会，比绝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还要深刻、透彻。

上帝从来都乐于奖赏那些勇于付出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人是异族就少给他们收获。对汉文化前所未有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清代统治成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成功继承和光大了汉人的政治传统，全面借鉴吸收了历代汉族帝王的统治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汉人积累千年形成的统治技术。

（四）

然而，相比吸收，满族人做得更出色的是对汉文化的拒绝。

皇太极的子孙们比他有更多的机会来观察汉人。虽然生活在汉族皇帝留下来的皇宫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异族血统。他们穿着披肩箭袖，戴着花翎，高坐在太和殿那把历代汉帝王坐过的巨大龙椅上，注视着眼前跪着的群臣：左边，是满族亲贵；右边，是汉族大臣。这个位置很利于他们敏锐地观察和判断这两种文化的异同。

从康熙到乾隆，这些精明的满族皇帝一直留心观察着汉人的种种表现，留下了许多关于满汉对比的颇有意思、有时是颇为精彩的点评。当然，作为征服者，他们的眼光夹带着种种偏见，语气中充满轻蔑和歧视，然而毕竟旁观者清，今天再来回顾他们的种种观点，也许并非没有一点借鉴意义。

三代皇帝在总结满洲人的优点时，都要提到“笃实”“质朴”。他们说“满洲本性朴实”，“惟我满洲本习纯一，笃实忠孝”，“我满洲人等，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

应该说，他们的总结距事实不远。

清初那些越过山海关的汉人，往往对东北人的好客极感惊异。南方人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记载说：“辽东之人，风俗古朴，行商旅客有过门求宿者，主人必然杀鸡宰猪热情相待，还会准备草豆来饲喂马骡，根本不问客人之何来何往也。次日早晨，如果你拿带来的土特产馈送，他们会接受，或者仅仅道声谢就走，他们也很高兴；如果你送他们银钱，则坚决不要。”顺治十五年（1658年）来到东北的张缙彦也描述说，东北“行走百里往还不用带粮食，牛马不携草粟，随便找个人家就可以投宿，如同老相识一样。主人家有什么就拿什么来招待，不要求你回报，也不自认为自己是做了什么好事”。

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东北人的热情豪爽中，瞥见最初这些土著祖先的遗风。那个时候的满洲人，和今天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样，语言笨拙，笑容朴实。他们有难则相互救助，有获则彼此平分。《柳边纪略》记载满洲人围猎之时，“所得禽兽，必饷亲友”。他们还没有进化出具有斤斤计较、相互提防的聪明。

与此相反，汉族人则在数千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发展出了异常复杂、精妙的生存技巧。满族皇帝对汉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心机太深”“人心不古”。康熙皇帝晚年对诸皇子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难治。”

康熙总结他和汉人打交道时的感觉说：“大约观汉人虽似易，而知之却甚难。凡其所言，必计及日后，易于变更。”就是说，汉人看起来很好交往，但知心很难。他们一言一行，往往背后隐藏着深远的算计，常常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叫人难以捉摸。康熙常批评汉人为人行事缺乏原则，唯以取巧为能：“副都御史许三礼向朕举荐熊赐履。当熊赐履被批评时，那些汉官也纷纷说他的坏话。而今见朕要起用他，又纷纷来说他的好话……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在谈到汉地社会不安不好时，康熙也归因于汉人道德沦陷。他说“汉人胆大，无所不为”。他把蒙古人的“忠厚”与汉人的“浇漓”进行对比说：“蒙古终年无杀伤人命之事，即此可见风俗醇厚。中国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缘人多，亦习尚浇漓使然也。”确实，终满清一朝，因为蒙古的“淳朴”与满族相类，王朝的统治者对蒙古人的信任好感超过其他民族。

雍正皇帝在历代满族皇帝中精明强干、伶牙俐齿首屈一指，然而却对汉人的精明同样退避三舍。他说汉官们笔头太厉害，“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在阅读他们的奏折时，他总是分外小心，力求读出字缝中的内容，以免“被人耻笑了去”。他对汉大臣坦率地说：“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也。”

与康熙帝泛泛批评汉人“习尚浇漓”不同，雍正帝对汉人的批评更有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实用性，他对汉人的恶感主要集中在“巧宦”“乡愿”，即太会做官，太会做人。他说，满族官员往往实心任事，不怕得罪人，而汉官们外表和善，内心滑头。他们把主要心思花在庇护下属，为小集团谋利上，遇事不讲原则，不从大局出发。他说：“有一些封疆大吏，依恃自己平日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对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这些‘巧宦’，所害甚大，都是因为他们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整个雍正一朝，皇帝一直努力打击官员中的“乡愿”“油滑”之风，对于那些“以缄默为老成，以退诿为谨慎”，把心思全花在保住自己禄位的人，批评处理起来毫不留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