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11/18页）

国家意识形态

在精神遗产上恺撒很少做重要更动。若罗马国教曾用以支持寡头统治，则它照样也可支持新的君主制度；如此，元老院保守派的宗教政策就转渡到新王手中。当瓦罗在这个时期出版了《古代神事》——这是罗马神学的大贮藏所——时，他得以将此著献给“大祭司恺撒”。对于朱夫[6]的崇拜之余辉，现在落在新立的王座上了，而那古老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其奄奄一息之际仍可作“恺撒崇拜”的工具。

王法

在法律方面，古代的国王审判又重新采用。古王审判刑事案件，在法律上曾可不受人民的求情之约束，审判民事案件曾可不由陪审团决定。恺撒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直接审理任何案件的权力，亲自处断，或（当他不在的时候）交由他的城内助理。事实上我们发现他和古王一样，有时坐在罗马广场审判被控叛国的罗马公民，有时则在他的屋子里开庭审理附庸王侯的同类罪行。因此，罗马公民的唯一特权似在审判过程的公开性。但由国王亲自审理的案子毕竟是限于特殊的。

一般司法程序的保留

在刑事与民事案件中，以前共和制的审理程序基本上都保留下来。刑事案由刑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处理，民事案件则由继承法庭（the centumviri）处理，或由单独的iudices（证据）处理。在首都，法律过程主要是由司法执政官监督，在各行省则由总督。即使在君主制度下，政治犯的审理仍须参考陪审委员会的意见。恺撒发布的新法令，明确规定何者为当惩罚的行为，排除一切对言论的检举，惩罚则宁采放逐不采死刑。陪审员不全出自元老院——这和寡头政体的愿望是不同的——也不完全出自骑士阶级——这又和严格的格拉古派的愿望不合——而以科塔（Cotta）的协调法为基础，着眼于协调各个党派。然而，低阶层的人则无法进入陪审团，因为陪审团团员必须财产在四十万塞斯特斯（四千镑）以上；这一点，是采用公元前55年庞培的The tribuni aerarii（平民保护官）之法。如此，两个一直在争夺这个陪审权的派别——元老们和有产者们——现在平分了这个苹果。

向君主上诉

任何案件都可以在国王法庭或胜任的共和国护民官法庭开始审理，但由护民官做下的判决就已经是最后判决了。有资格的司法人员所做的判决，即使君主都不得推翻，除非（如在共和时期的）是由于腐败、暴力或类似的情况证明这种判决必当取消。另一方面，受害者则可以为任何行政官的判决向此行政官的上司上诉，因之产生了后来常见的向国王上诉情况。也许所有的行政官，至少所有的行省总督，都被视作统治者的下属，因此他们的任何命令均可上诉于恺撒。

司法体系的腐败

这些新的创举，即使其中最重要的（普遍的上诉权）都不能视为绝对的改善，无法弥补罗马司法上的种种恶果。任何蓄奴国中，司法程序都不可能健全，因为至少在“事实上”处断奴隶的权利握在主人手上。自然，只有在奴隶所犯的罪使此奴隶成无用之物，或不合主人之意的时候，他才会惩罚奴隶；而他对待犯罪的奴隶则如对待常常顶撞东西的牛一样；后者把他送去屠宰，前者则卖入竞技场去打斗。但即使对自由人的法律程序，由于常有部分程序为政治性质，乃从严肃的法律过程变作了派系斗争，常要运用偏袒、金钱与暴力。

责任则是各方面都有——行政官，陪审员，诉讼当事人，甚至作为观众的公众。但最无可救药的伤害则来自律师。诡辩乃是法庭的寄生虫，繁殖得非常猖狂；一切是非观念都消失了，在罗马的刑事审判中，意见与证据的分别（这是一般人十分难以分辨的）消失了。这个时期一个有经验的罗马律师曾说：“一个普通的被告可以被控以任何罪行，不论他有没有犯，而又一定会被定罪。”这个时期的许多刑事抗辩都保留了下来，而几乎没有一件曾经严肃地去确定罪行的实有，提出证据或反证的。

当时的民事诉讼过程在许多地方的不健全更无须说了。它也受到派系政治干扰，例如公元前83—前81年，普布利乌斯·昆克蒂乌斯的审理，要靠辛纳或苏拉在罗马谁占上风而决定，而辛纳若占上风，所做的裁决则绝对不同于苏拉占上风的裁决。而律师们，由于往往根本不识法律，有意或无意间把法律程序更加弄得一团糟。但这类案件由于性质关系，除少数例外，律师的诡辩不那么容易腐蚀是非观念。因此，那个时期留传下来的民事抗辩案，虽然不能符合我们严格的考验，却远比当时的刑事案件更合法，诽谤性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