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第十一（第2/5页）

卡夫卡和一个熟人聊起犹太人受迫害的事，那人说他的母亲经常帮一些受迫害的犹太人，结果每次走出家门都有人来献手吻。卡夫卡听了，眼睛里发出柔和的光，他说：“有时候我也想到街上去吻那些犹太人，但我怕他们都无法忍受我。”

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认为，要真正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今天的教会到底还有谁知道，在这个时代，这已是圣经最低的要求？”他甚至宣称：“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圣火熊熊，旗帜招展，钟声飘荡，万千手臂高昂。此时的顾拜旦垂垂老矣，通过广播发表讲话，他说：“奥运会上重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与，正如人生重要的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1937年苏联“大清洗”之际，布哈林被处决，继而就有几个军人找帕斯捷尔纳克，要他签署一封公开信，内容是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他严词予以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几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却仍旧有他的名字。为此，他冲到作家协会强烈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

有人说布罗德背叛了卡夫卡，布罗德曾这样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指卡夫卡）真想烧掉所有手稿，就应该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会那样做。”

物理学家伽莫夫游学时曾到哥本哈根想停留一天，去拜访那位几乎是传奇人物的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到达哥本哈根的当天，他在玻尔那里得到一份意外的收获。当玻尔问他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时，他把他的理论讲了一遍。玻尔听完后说道：“秘书告诉我，你的钱只够在这里住一天。如果我为你在丹麦皇家科学院申请一份卡尔斯堡研究基金，你愿不愿意在这儿待一年？”

甘地说：“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当我们举起手来，可以殴打别人，也可以为他擦去眼泪。”

因为担心纳粹能制造新式武器，爱因斯坦于1939年8月2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这方面该进行研究，后来的事非他所知。当他知道德国没有制成原子弹，而美国已造出原子弹后，他的心情感到沉重和不安。他说，如果他知道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他就不会为“打开这个潘多拉魔匣做任何事情”。

1939年，科幻作家威尔斯73岁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的好友欧内斯特·巴克爵士发现威尔斯独自坐在一旁，便走上前去与他寒暄，问他近来干些什么。他回答说在给自己写墓志铭，一句很短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

有人说，奥尼尔对人生诚实的态度和勇气，使得他身上的许多缺点都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说阴郁也算文学特征的话，奥尼尔应该属于阴郁的大师之列。博尔赫斯为奥尼尔辩护：“如果我们考虑到尤金·奥尼尔和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威廉·福克纳、舍伍德·安德森以及埃德加·李·马斯特斯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最近的得奖（诺贝尔文学奖）是多么的不容易和多么的光荣。”

1942年，伯恩斯坦来到纽约，他找不到工作。抒情诗人欧文·恺撒偶然听到他弹奏钢琴。当伯恩斯坦对诗人说他一周需要10美元来维持生计时，恺撒惊叹道：“什么！你，一个天才，在饿肚子？一个天才每周就值10美元？我要让你每周有50美元！”

晚年的丘吉尔和毛姆都有些颓丧。有一次，丘吉尔来吃午餐，因为拿捏不稳，酒洒在衣服上了。丘吉尔对毛姆说：“我们定个君子协定吧，以后你不取笑我，我也永不取笑你。”

控制论提出者维纳是一个极端反对进行军事研究的科学家。他说：“参加设计原子弹的科学家的经验证明，在这方面任何一种发明都会使无限威力的工具落到科学家们不信任的那些人手里。同样也很清楚，在我们的文明情况下，传播有关武器的情报实际上就意味着促进这种武器的应用。即使我不直接参加轰炸或毒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但我还要和那些从这里得到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地负全部责任。”

原子弹试验爆炸结束，费米就坐上坦克去检查损失情况，爆炸的威力超乎想象。费米本来是一个冷静而有理智的人，这时也受到了很大的惊动，甚至无法自己开车回家。他对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同事只能重复这样的回答：“不要让我跟你们一块受良心的折磨吧。无论如何，这毕竟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