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第八（第5/5页）

休·海夫纳承认，他的母亲生活得很压抑。“在我的家庭中没有拥抱和亲吻，”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生活就是那种生活的矫枉过正。”

贝克特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人感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

萨缪尔森拒绝了去政府任职的机会。在他看来，那样会妨碍他自由地著书立说。作为美国财政部、预算办公室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他并不否认：“每当我成为一个联邦机构的顾问，那常常意味着它的衰落。”

费曼经常发出惊世骇俗之语，比如以下两句名言：“物理之于数学好比性爱之于手淫。”“物理跟性爱有相似之处：是的，它可能会产生某些实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我们做它的初衷。”

1979年2月，日本岩井公司因卷入洛克希德贿赂丑闻而陷入困境。为挽救公司名誉，时任公司执行总裁的岛田光弘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写道：“公司生命永在。为了公司的永存，我们必须奉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说：简单地追随西方工业化的脚步，将很难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最终可能人为地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鸿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缪尔达尔的困境”。

14岁的麦当娜参加舞蹈班时遇到了克里斯托弗·弗林，他是个同性恋者，成为麦当娜的老师、榜样、知己和精神伙伴。弗林在麦当娜以后的高中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因为他的影响，麦当娜专心跳舞，与弗林形影不离，包括与他男朋友们发生性关系。麦当娜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贞操，说：“我以丧失贞操作为事业的动力。”

“金融大鳄”索罗斯曾想当一名哲学家，试图解决人类最基本的存在问题。但他很快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论，要了解人生的神秘领域的可能性几乎不能存在，因为首先人们必须能够客观地看待自身，而问题在于人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米奇尼克去西欧访问时，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他经常被问及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产主义阵营。

有人曾问英国首相布莱尔：“阿拉法特以恐怖分子开始，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结束，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本·拉登也会被世人当做民族解放的英雄？”

改革者丘拜斯在俄国经历了如日中天和身败名裂的过程，他的哥哥伊戈尔跟着受到影响，伊戈尔曾到医院做腿部手术，当医生在做检查时知道他姓丘拜斯后，厉声说：“如果你是‘那个人’的亲戚，我绝不为你做检查。”相反，4年前当伊戈尔严重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拦住后，却听到这样热情的话语：“您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本可以护送您。”

布罗茨基说，自从有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