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附注（第2/8页）

我十分感谢 St. Joseph’s College, Brooklyn, N.Y.的 Joseph Damien 修女，她向我提供了与罗马的英国学院以及邻近建筑有关的详细信息。

第 7 章

Mendoza 致 Philip II 的信函，28 Feb. 1587（Sim.）。还有藏于 Simancas，落款日期为 31 Mar., 1 Apr., and 2 Apr.的文书，这一大批突然下达的指令被派发到帝国的各个地区（Francia, Flandes, Roma, Estados Pequeños de Italia, Guerra Antigua, Mar y Tierra...）其中的一些已经在 Hume、Fernández Duro 和 Herrera Oria 的作品中出版。R. Altamira 的Felipe II, Hombre de Estado（Mexico City, 1950）持论公平，还附有一篇很有用处的文献目录。至于 Escurial 的情况，可以参见 José de Sigüenza 的Fundación...de Escorial（Madrid, 1927）; Lorenzo Niño Azcona 的Felipe II y la villa de Escorial（Madrid, 1934）; Louis Bertrand 的Philippe II à l’Escorial（Paris, 1929）。

第 8 章

关于本章和接下来的三章，英国的文献主要收录在 J. S. Corbett 主编的The Spanish War（Navy Rec. Soc., 1897）中，此外，尽管书中需要修正的地方随处可见，Corbett 的Drake and the Tudor Navy仍然是该领域的经典作品。今天有围绕 Drake 的大量传记存世。近年来出现的作品中，我个人比较喜欢 A. E. W. Mason 的著作。在刻画 Drake 的时候，很困难的一点在于要将此人与附着在此人身上的传说分割开来。

第 9 章

想要了解英国人对突袭 Cadiz 的看法，可以参考上述文献和News out of the coast of Spain（London, 1587）；“有关 Drake……去往 Cadiz 路上……的一份简述”收录在 R. Hakluyt 的Voyages, IV 中；Robert Leng 在Camden Misc., V（1863）中的叙述亦有参考价值。

关于西班牙人的观点，一方面有 Fernández Duro 和 Duke of Maura 印制的文件可供采用，另一方面还有 Novara 呈递给教皇 Sixtus V 的报告（Vat. Spagna, 34）以及由本国大使 Alamanni 传达给 Grand Duke of Tuscany 的大批文件（Flor. Arch. Med., 4919 ff. 313-333）加以补充。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与 Fernández Duro 的著作内容相似的一份报道和一张罗列西班牙损失的清单，“一份来自 Cadiz 主教的管家的信函抄录，1 May, 1587”（西班牙语），3 pp.，以及另一份名为Relatione sopra le cose de Drac（意大利语）的匿名报道，5 pp.，与其他描述相比，后者的内容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它的创作人肯定是一位目击者，兴许是佛罗伦萨的某一位执政官。

不过，最具启发性的文件当属 William Borough 为 Cadiz 行动制作的图表，现藏于 Public Record Office（S. P. 12 Eliz. 202 f. 20），但是此图应当在原有的尺寸下进行研究，也即 17½×13½英寸。像是 Corbett 的Drake, II 中那种尺寸的插图就完全没有用处。除了其他方面的价值，这幅图确认了加莱桨帆船的数量，它提供的数字与来自 Cadiz 的描述完全一致。

理论上，加莱桨帆船能够在船首炮的位置上装载完全尺寸的长重炮（18 到 24 磅），一直到 18 世纪，在地中海的海战中，加莱桨帆船都是这么配置的，但是我从未看到任何记录可以证明 Philip II 的加莱桨帆船搭载了比半长重炮（9 磅）更大的火炮，远为常见的其实是猎隼炮（6 磅）。我倾向于认为这就是 Acuña 的加莱桨帆船携带的火炮。这大抵是一个稳当而且合乎情理的假设。

第 10 章

如上，此外又一次需要采用藏于佛罗伦萨档案馆的时事通讯。

第 11 章

如上，主要采自 Corbett 的The Spanish War。

第 12 章

参见 Van der Essen 的Farnese，连同援引的注释，特别是 Strada and C. S. P. F., XXXI。同样参见 Capt. Alonso Vasquez 的“Los sucesos de Flandes”，收于 C. D. I. E.，Vol. 75。在藏于 Simancas 的 Parma 的书信中，有一封关于“Juan Visaguerde flamenco”的报告，匿名写成，未曾注明日期，但归在 1591 年 6 月末的卷宗里，有一些国内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大致时间。帕尔马写于 1587 年 7 月的多封信函里包含军事部署上的细节，Colonel Groenevelt 的报告“De ce qui s’est passé durant le siège de l’Ecluse”同样如此，收入 Yelverton MSS., XIV f. 502 ff.。Roger Williams 的信函现藏于 Public Record Office，在C. S. P. F., XXXI 中有非常完整的记录。

第 13 章

政治背景方面，参见上文第四章的注释以及 Joseph de Croze 的Les Guises, les Valois et Philippe II, 2 vols.（1866）；Comte Henri de L’Epinois 的La Ligue et les Papes（1886）；V. de Chalambert 的Histoire de la Ligue（1898）；M. Wilkinson 的A History of the League（Glasgow, 1929）；Van der Essen 的A. Farnese, III, 236 ff.。Jensen 的Mendoza（ut supra）则就 Treaty of Joinville 提出了新的见解。

在战斗方面：François Racine, Sgnr. de Villegomblain 的Memoires（1668）, in Vol. II, “Voyage de M. le duc de Joyeuse...1587”；Agrippa d’Aubigné的Histoire Universelle, bk. xi；Sully, Memoires, bk. ii。所有三位目击人，包括与 Lavardin 的骑兵一起的 Villegomblain，靠近 Navarre 的 d’Aubigné，与炮兵同处的 Sully，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由于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记录也并不十分可靠。De Thou, bk. lxxxvii; Père Matthieu, bk. viii; and du Plessis Mornay, bk. i，全都多少含有同时代人的记录，具有一定的价值。质量较高的当代著述有 Sir Charles Oman 的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 1937）和 Pierre de Vaissière 的Henry IV（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