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第3/7页）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撕破脸皮，并不是因为双方政见不和，而是由身份的悬殊引发了一场内廷与外廷的权力之争。魏忠贤虽然是帝国权力高层中的“九千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太监身份。按照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就算魏忠贤有经天纬地之才，他也没有资格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魏忠贤的太监身份，决定了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一种非常规状态。并且他获取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权力，他在权力巅峰时期可以说是帝国的权力代言人，那个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九千岁”就足以说明一切。

一个太监将帝国权柄牢牢地攥在手心，没有权力资格的人却掌控着他们这些有资格的人，甚至连皇帝也被其左右，这一切都为东林党人所无法容忍。在魏忠贤掌权之后，帝国内部的反对声音就从来没有断绝过，奏折如雪片般飘落到皇帝的案头。

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拿到帝国官场通行证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也许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在奏折中将矛头直指当今圣上：“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这句话将皇帝和魏忠贤之间的权力雇佣关系揭露无疑，也就是告诉天启帝：别看你平日里摆个皇帝架子，一年到头不敢懈怠，其实是绣花枕头不管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皇帝不过是傀儡，早就被魏忠贤那个太监玩弄于股掌之间。

新科状元文震孟本来就是文章高手，他在奏折里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让天启皇帝根本无法回避。这篇奏折没有逼急皇帝，却逼急了太监。魏忠贤要对文震孟实施廷杖之刑。在东林党官员的极力反对下，文震孟虽然被免除了廷杖，可还是被贬谪外放。

新科状元文震孟的突然发难，给了魏忠贤一记当头棒喝。魏忠贤这才认识到自己这个“九千岁”与皇帝的“万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帝国的权力场上依然存在着一股反对自己的力量。而文震孟就是打开闸门的那个人，反对的浪潮从这道闸门汹涌而出。

帝国的忠臣们为了大明江山和皇族利益不惜拿自己的官位和生命去参与这场权力博弈，可是皇帝却不领情。不但不领情，皇帝还对这些所谓的忠臣产生敌意，因为这些大臣的直言不讳使皇帝的自私、懒惰、愚蠢、猥琐原形毕露，一身金灿灿的龙袍也遮不住肮脏的本色。尽管皇帝不领情，可是并不妨碍帝国官员义无反顾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朝廷立即罢黜。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多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使用帝王仪仗……这次上书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

在其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帝国官员组团弹劾魏忠贤的奏折蜂拥而至，多达七十余本。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倒魏运动中。一时间，紫禁城上方阴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就连魏忠贤本人也陷入惶恐与迷茫之中，他甚至为自己感到委屈和心虚。在魏忠贤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天启皇帝分忧，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结果自己却成了朝臣们攻击的目标。而他也为自己手中不正当的权力感到心虚，毕竟太监干政是不合大明律法的。

魏忠贤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旦失去皇权的庇护，他这个太监就什么都不是，等待着他的也将是最惨的下场。然而人一旦尝试过手握权力的滋味儿，就绝难舍弃。这时候的魏忠贤完全是个凭借欲望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就像是一道枷锁牢牢地控制了他。他找到自己的相好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乞求庇护。

明熹宗朱由校对东林党官员没有多少好感，连最起码的信任都谈不上。在魏忠贤和客氏的一番哭诉之下，天启皇帝坚定地选择了站在魏忠贤一边。

天启皇帝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等人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朱由校又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忠贤是帝国的忠勇之臣，以此来堵住东林党人的声讨，以维护魏忠贤在帝国权力系统内的绝对权威。

天启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毕竟主、仆二人风雨同舟经历了许多事。魏忠贤背靠天启皇帝这棵大树，让那些有心杀贼的东林党人对魏忠贤束手无策。别看平日里，他们可以意气飞扬地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甚至在奏章里含枪带棒、连嘲带讽。可是等他们闹腾完了，皇帝怎么说，他们还是乖乖地照做。皇帝是他们的主人，就算他们倒霉遇上了一个昏庸之君，可是转念想想，这天下都是人家的私有财产，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皇帝爱怎么处理是人家的事，奴才们是无权干涉的。而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