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礼议”背后的吊诡（第2/6页）

其实那些文官并不是闲着无事可干，拿即将登基的新皇消遣。我们知道在封建君主制度下，皇位的传承脉络来不得半点儿马虎。既然朱厚熜即将登基做皇帝，那么他就要和前面那些皇帝建立直系亲属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文官要员执意要求朱厚熜先过继给已故的明孝宗朱祐樘做儿子，然后再继承皇位。朱厚璁从小就熟读《孝经》，深受传统礼仪之道的熏陶，加上他性格深处的执着和倔强，在过继这个问题上，他始终不肯做出让步。

如果按照杨廷和等文官的意思，朝廷应该在北京城外搞一个“皇子过继和太子受封”的仪式，然后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昂首走过东安门，进入皇宫，完成登基大典。可是想法总归是想法，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在双方的据理力争之下，最后各退半步。朱厚熜改道大明门入宫，但同时他也接受了认明孝宗朱祐樘为父的现实。在第一次交锋中，双方均做出了妥协和让步，算是打成了平手。

十五岁的少年从湖广安陆来到京城，一个藩王府的王子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的九五之尊。一切就像是在做梦。朱厚熜这时候需要有人帮助自己理清现实中的各种关系。除了自己从藩王府带来的人，他将自己的信任交给了首辅杨廷和。早在九年前，也就是正德七年（1512年），杨廷和已经官居内阁首辅。正德皇帝死后的那封代笔“遗书”和朱厚熜即位时的“即位诏书”都出自此人之笔。

就在朱厚熜即位后的第三天，皇帝找来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们商量：“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预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员役咸取来京。”皇帝想念自己的母亲，这是人之常情，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也挑不出毛病。于是赶紧派司礼监太监秦文和内官监太监邵恩等前去迎接朱厚熜的母亲，好让母子在京城团圆。

事情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两天之后，朱厚熜让文官们讨论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加尊号的问题，他要求追封已故的父亲为先皇。嘉靖皇帝只是想在祭祀父亲时有个名号，他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事态的发展显然出乎他的预料。

礼部尚书毛澄在接到嘉靖帝朱厚熜的指示后，感到左右为难。在苦无良策的情况下，他只好去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的意见是，嘉靖皇帝既然已经过继给了弘治皇帝，那么就应该尊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称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父”。这样的话，其父朱祐杬就不可以再加尊号。不但不可以加尊号，就是在祭告生父时，自己也要口称“侄”。

杨廷和的建议虽然符合皇位继承的宗法理论，但却打破了嘉靖皇帝的忍耐底线。本来过继给明孝宗朱祐樘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如今又要让自己撇开生父，这让嘉靖皇帝无法忍受。

为了说服朱厚熜，杨廷和甚至搬出了前朝的事例。西汉末年，当时的汉成帝刘骜膝下无子。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便将共王之子定陶王接到宫中，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哀帝。为了能够使共王后继有人，又别立楚孝王之孙刘景为定陶王，作为共王的继承人。而宋仁宗赵祯也没有儿子，将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接入宫中，改名曙，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宋英宗。这两个皇帝都是由藩王立为皇太子，然后登基，属于宗法制中的过继法。而那些过继者要认被过继者为父，作为被过继者的后人而行事，也就是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

按照封建宗法制的过继原则，大宗是不可以绝后的。如果遇到大宗无嗣的情况，就要由小宗过继给大宗，来延续帝系，奉祀宗庙。就拿这一时期的皇权谱系来说，宪宗——孝宗——武宗这一支是大宗，是帝系之所在；而兴献王朱厚熜则是旁支，属于小宗。朱厚熜以旁支入继大统，自然要继大宗之后。

有学者发现在历史的更替中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当皇帝的子嗣发生问题时，这个皇朝的权力体系往往也在逐步衰退。从生育学角度来说，一个男人难以生育或者所生儿女体弱多病难以养活，说明这个男人的体力和精力相对就弱，于是他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体力和意志力就会大打折扣，他的统治也就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眼前的嘉靖皇帝，他是因为正德皇帝在子嗣上出了问题，才从斜刺里杀出来当上了皇帝。他的儿子、孙子以及清朝的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全都在子嗣上出现了问题。于是，明、清两朝的统治也从这一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与之相反，洪武皇帝朱元璋，半生戎马，半生为帝，照样生了二十六个儿子，这还不算女儿；清太祖努尔哈赤也是打了一辈子仗，也有十多个儿子；康熙皇帝更厉害，子女加起来总共生了五十多个。可见，明、清两朝都是由这些生育强人创立或者走向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