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第5/7页）

朱元璋也看到了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弊端，他早就有心在帝国官场掀起一场革命，但苦于找不到革命的突破口。

朱元璋的这场革命终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式爆发了。这一年的九月，位于今天越南东南部地区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时间上报皇帝。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那里得到消息。

消息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宫门都没有找到，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流落街头。朱元璋勃然大怒：“我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如果传扬出去将有辱我大国声威。”

朱元璋当即传唤中书省的两个江湖大佬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为何隐瞒不报。

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责任，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1376年），汪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汪广洋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汪广洋最初还是想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有所作为的，不然他不会公然挑衅前丞相李善长的权威。

弹劾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汪广洋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还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可是汪广洋并不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弹劾李善长失败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事后朱元璋将其重新放入中书省，但他的心性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逆境造就了人，困境磨炼了人。汪广洋既无意再去困境里磨炼，也无意参与到这场权力斗争中。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最初的政治理想已经离他越来越远。

从汪广洋进入中书省的那一刻起，他就有着一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朱元璋在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他也正在被朱元璋当枪使。自己当初能够挑战李善长，那么以后也可能站出来挑战胡惟庸，朱元璋看中他的正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勇气”。

他是一颗棋子，朱元璋的目的就是靠他来盘活中书省这盘棋，借以削夺相权。

这个发现让汪广洋感到莫名的惶恐与失落，他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很多时候只能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

汪广洋对于中书省二把手的这份工作失去了耐心和勇气，任由胡惟庸为所欲为。对于占城国来使这件重大的外交事故，汪广洋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问起时，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跪在那里支支吾吾，磕头如捣蒜。

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由礼部负责，都是礼部惹的祸，与中书省无关。

面对胡惟庸的狡辩，朱元璋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帝国两大宰相毫无惧色，说这件事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没有上奏朱元璋是中书省的错。

中书省与礼部当着皇帝的面踢皮球，这让朱元璋非常恼火。手下这帮官员敢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干部，当面还敢推诿扯皮，毫无担当。朱元璋下令将礼部负责接待外使的相关人员全部下狱，同时让检校暗中调查谁才是这件事的负责人。

这是一场明暗两面的牌局。在明面上，两位宰相和礼部官员只是被暴怒之下的朱元璋骂了一通，毫发未伤；而在历史的暗面上，朱元璋已经在酝酿一场帝国的暴风雨。

在南京城中书省那昏暗的烛光下，胡惟庸和汪广洋怀揣着各自的心思坐立不安。这种不安前所未有，他们从朱元璋暴怒的表情里已经感觉到，这一次不同往日，从皇帝不耐烦的表情里释放出的是杀气。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汪广洋是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责任人。朱元璋下令将汪广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放到今天这个罪名就是“行政不作为”。本来朱元璋将其安排在中书省，就是作为掣肘胡惟庸的一颗棋子，结果汪广洋却当起了装聋作哑的甩手掌柜，把好端端的一步活棋走成了死棋。

朱元璋再度将汪广洋贬往海南，并囚禁了其他有责任的官员，包括胡惟庸在内。对于汪广洋，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就在于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当船行至安徽黄山地区太平县时，朱元璋又追加了一道圣旨，追究汪广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袒护杨宪等罪责，赐毒让其自裁。估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汪广洋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朱元璋。

能够在太平县这个不太平的地方走完生命的旅程，对于汪广洋来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太平是汪广洋事业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