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第3/5页）

杨宪被除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了，他又岂能轻易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遇？杨宪死后，李善长在老家养病，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的运气实在太差，在此之前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将他赶出中书省，而这一次辅佐他的胡惟庸根本就没有拿他当回事。

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可以拍板做决定，根本就不用告知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经历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抱定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最大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概不过问。

汪广洋越是缩头不争，胡惟庸就越是步步紧逼。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一对冤家就这样双双离开了朝廷。在中书省昏暗的灯光下，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朝夕相对。朱元璋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让他压制杨宪，他反而被赶出京师；让他主持政务，他又拱手将权力让给胡惟庸。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并将其打发去了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接了过去。

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就可以落得逍遥自在。但是朱元璋并不这么想，没过多久又将其召回京城，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汪广洋这样性情懦弱之人当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对于急于揽权的胡惟庸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时一样，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与李善长的关系又递进了一步。在两人的包办之下，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结为了夫妻。如此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为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善长的旧部也是得心应手。

大概也是因为这层姻亲关系，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这一年的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是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也是只占位置不问事。如此一来，右丞相胡惟庸就变成了真正的独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为亲家，胡惟庸的风头无人可及。随着权势的增大，胡惟庸渐渐忘乎所以，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这时候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刘基，隐居山中，不再过问朝政，每天以喝酒下棋为乐，绝口不提自己的功劳。

刘基想要逃避现实，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旋涡仍将他卷入其中。胡惟庸上位之后，听闻刘基曾经在皇帝面前说过他的坏话，说他不具备当丞相的资格，心里便对刘基十分怨恨。当日，朱元璋和刘基君臣私下论相本来是极为机密的，却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

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朱元璋派检校故意放出的风声。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集团的死对头，单就此次论相而言，就足以使胡惟庸与刘基之间心生仇隙。在丞相的人选问题上，刘基出于公心劝导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他多次找机会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自己就很难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道：“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是最不合适做丞相的，就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导致翻车事故。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入不了刘基的法眼，就故意试探刘基：“我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吾之相，诚无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