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杀熟”是历史转型的死结（第3/5页）

如果我们将一个王朝比作一个公司，那么开国皇帝和功臣们就是公司的创建者。创业阶段，你不是皇帝，我不是大臣；你是大哥，我是小弟。有福一同享，有苦一块吃。

直到有一天，公司上市了，做大做强了。作为董事长和CEO的皇帝通过封赏功臣来确保功臣们作为股东永久拥有公司的原始股，共同享有公司的红利，且不会被剥夺，通常以世袭爵位和丹书铁券的形式保证。可是刘邦和朱元璋在公司创立后就撕毁了与功臣们的契约，杀戮功臣以剥夺他们作为股东的权利。赵匡胤的做法与刘、朱二位截然不同，他只是剥夺了功臣们的军权，同时给予他们丰厚的物质赏赐和崇高的政治地位，并通过互相结为姻亲的方式巩固、加强彼此的私人关系。

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开国功臣还与赵宋皇家结为姻亲，他们的子孙也享受到了由权力分肥所带来的利益。

皇帝和功臣由于权力分肥破坏了权力系统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正式权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只有将私人情感因素控制到最低状态，专制权力才能达到最高状态。皇帝和功臣这对痛并快乐的冤家完全处于一种“囚徒困境”的空间。皇帝和功臣就好像被隔离的囚徒，作为弈中的两个博弈方，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皇帝担心在权力分红中，功臣手中拥有的权力危及到皇权；而功臣又怕皇帝翻脸不认人而攥紧权柄不肯放手，这种互相设防，互不信任的状态，只会逼得皇帝痛下杀手。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是非常高明的方法，一般人还真玩不了。赵匡胤用高官厚禄将功臣们手中的军权赎买过来，这样也就等于换取了功臣危及皇权的权力。说到底，皇权对功臣的忌讳无非是他们手中的军权，一旦功臣们心甘情愿地交出军权，他们也就双双走出了这种权力的困境。

“杯酒释兵权”虽然是解决皇帝和功臣的最佳方法，但并不适合所有的皇帝。要做到双方皆大欢喜，作为强势方的皇帝要有宽广的胸襟，用人识人的才能，诚实守信的作风和玩转权力的智慧，才能率先打破这种权力困境。

皇帝与功臣的“分离定律”

“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都难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直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作为局中之人越挣扎，没顶的概率也就越大。每个朝代都无可幸免地迎头撞上，所以这应该与皇帝的个人素质无关，而是权力通道出了问题，造成一种习惯性的堵塞。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两者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皇帝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皇帝派发高薪给功臣们，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皇帝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皇帝的底线，就是这些功臣们不要动不动就造反。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行业。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这是一种很要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宋太宗赵光义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国家来说，面对的不是外患，就是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因为无形则让人无从察觉。

这句话也同样道出了皇帝在处理与功臣关系时的那种无奈：那些有反骨的功臣没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脑门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没有办法来鉴别。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们能够掌握一种密码，我们姑且把这种密码称之为权力分离码。这种权力分离码能够让皇帝破译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而且不会混同。这样的话，这道权力困惑的难题或可解决。可这只是设想，却无法付诸实施。更何况帝王的权力操守也因人而异，就算有这种权力分离码，他们也未必会当回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洪武年间那场血雨腥风，也就是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

由于开国功臣的权力特殊性，造成了明朝建国初期权力系统的一种三权分肥的现象，也就是相权、将权、皇权的权力分肥制。对于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他无法接受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有的是手段，多的是权谋。如果自己不出手制服，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朱元璋决定先拿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太子朱标劝阻父亲“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很生气，扔给他一根荆棘枝，让他捡起来。朱标怕刺扎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说：“我这是在替你拔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