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红军实施转移（第6/21页）

蒋介石的所谓“放水”[475]举动，当年窥破奥妙者或已有人在。11月底，在政坛翻滚有年的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这或许是何揣测蒋介石心态的一种进言。何并针对西南三省谈道：“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对何的上述看法，蒋批曰：“卓见甚是，当存参考。”[476]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477]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

从国民党方面作战计划看，在红军积极准备撤离的关键阶段，其最高指挥机关并没有实施围歼的严密计划。1934年9月29日，时任南昌行营参谋长的贺国光向蒋报告：“综合各方情报判断，赣匪似有西窜企图，如能在沿赣江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线及宁冈、桂东、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线以东地区歼灭之固善，倘被窜逸，则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线封锁较为确实。李白何迭次来电同此主张。诚以此线利用河流天然形势南北连贯不易绕越防守极易。除湘江段已颁发西路补助金赶筑外，广西段据李白来电亦在进行中。”[478]可见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将围堵红军重点放在了湘江一线。[479]更有意思的是，在红军主力已离开赣南但尚未远飏时，蒋甚至告诉部下：“匪主力未窜过汝城桂东以西之前，我三路不必急取瑞金，而可先取雩都也。”[480]蒋此举显然不能单从军事角度加以解释，其中含有很深的用心：既与其当时策动前方将领以“剿共”尚未完成呼吁推迟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相关，也不无担心占领瑞金刺激红军回返而暂时控兵不进的意图。

看到这些，我们不能不钦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初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对蒋动向的分析：“要么他应该率领强大的部队由福建和赣江上游（向赣州方向）推进，出现在红军和闽赣两省军队之间，要么指望红军向赣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没有希望的斗争。这也会把他拖到湖南，他会在那里面临准备新战役的任务。”[481]有理由相信，蒋当时选择了后者。正由于此，10月中旬，当红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482]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在蒋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手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所谓“赣匪一旦窜遁，则无论跟踪追剿之师，因地留戍之师，回防中部北部之师，控制西南一带之师，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滞，从此大局可期永安”。[483]而此时蒋的西北、华北之行，当然不会和对日问题没有关系，也不会不落入背靠西北、正和日本相互提防的苏俄眼中。考虑到当时蒋介石正和苏俄寻求更紧密关系，西北之行传达的意思，对中苏、中日乃至国共关系，都透着历史深处一言难尽的微妙。

1927年后的苏维埃运动，中共凭借其真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强大的动员、坚固的武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共产革命的威力。有了中共本身的实力，加上风云际会的国内外政治态势，革命的烈火才会以其可能有的最猛烈态势熊熊燃烧。在此过程中，中共革命不断挑战着能与不能的边际，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辉煌。

不过，革命的张力不可能无限制地伸展，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既定目标，但当年这样的目标事实上还难以企及。因此，当国民党军对苏区集中全力展开进攻时，无论是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当年国共之间的对垒，并不完全在同一个数量级内进行，中共的发展，更多的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冲突，当这种冲突趋于平稳、南京政府力量不断上升时，中共受到的压力将空前增大。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发端、进行乃至最终结局，如果放到这一大背景下衡量，将可以有一个更为持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