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6/6页）

物资奇缺，导致价格飞涨，财政金融部门为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发行纸币，苏区中央有关文件承认：“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98]在此背景下，严重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瑞金城区有一商人“以三元苏维埃纸票收买现洋一元，后来又将所收的现洋以三元五角价钱出卖给别人”，此人被定性为进行“捣乱经济、操纵金融的反革命活动”，以反革命罪枪决。[99]其实，这种倒买倒卖现象是苏区金融秩序失控的真实反映。

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不能制造枪、弹……枪枝只能修理，子弹只能翻造。”[100]翻造的子弹，即将打过的弹壳装上新造弹头而成，这种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101]刘少奇当时曾写道：“兵工厂做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102]子弹如此，手榴弹和刺刀也差不多：“手榴弹都是我兵工厂造的，质量太差，落地只炸成两三块，杀伤力很低。敌人上来后，只有拼刺刀了，可有的刺刀也不顶用，捅几下便弯了。”[103]

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年中侦察到：“伪一师每连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弹每枪约六七排，都是土造，连续射击不得超过五发，以上则炸裂。”福建方面一些地方红军枪弹缺乏，“多持标枪扁担”。[104]据统计，1934年8月，红一军团共有步马枪7268支，三军团5385支，五军团4000支左右，九军团1830支，[105]几个主力军团枪支数不足两万。红军一个主力连的武器配置为：步、马枪共41支，步、马枪弹2025发，驳壳枪2把，驳壳枪弹9发，轻机枪1挺，轻机枪弹60发，手榴弹30颗，[106]弹药筹备几乎难以支撑一个大的战役。重武器更是无法和国民党军相比，当时，“敌人有一千五百门迫击炮和野战炮，而我们只有二十几门，就是这些炮又由于缺乏弹药多数已无法使用。机关枪的比例虽然不那么悬殊，但也至少是二十、三十比一”。[107]正是由于吃准了红军作战资源缺乏、无力攻坚的弱点，蒋介石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碉堡战术，如他自己所解释的：“倘使他们有炮，又有炮弹，那么碉堡自然是没用的。”[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