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共较量中的地缘政治（第12/14页）

[23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500页。

[231]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5，第26页。

[232] 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第84988页。

[233] 徐天眙：《闽北农村社会分化之一形态》，《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414页。应该说明的是，该文作者认为农民对购置土地缺乏热情有利于地主的土地集中，其立足点是地主可以避免普通农民应该承受的负担，但实际上除一部分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外，许多资料显示，大部分地主在这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该文呈现的事实和其由此推理得出的结论间难以统一，显得牵强。曾任浙江省主席、本身家庭也是地主的黄绍竑就谈道：“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见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华书局，1979，第26页。

[234] 《在赣欢宴各界之演说》，1931年2月26日《江西民国日报》。

[235] 1950年江西28村的调查显示，原苏区12村地主、富农占地21.16%，贫农29.35%；游击区9村地主、富农占地31.96%，贫农占地17.6%；白区7村地主、富农占地37.95%，贫农占地19.5%。见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1950年9月3日《江西日报》。固然，土地革命给苏区村土地占有比例以一定影响，但根据多方面材料看，其在江西影响较小，一般不应超过5%。

[236]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25页。

[237] 以湖北黄、麻地区为例，有关报告提到，黄安东南部大地主较多，“更易推行改良政策”，“已有办到减租减息，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着，但实际已经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相反，黄、麻其余地区“都系中小地主，最缺乏改良政策的物质根据”。见《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28页。上海南汇横港村龚野囡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见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横港村龚野囡》，第369页。

[238] 《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收复区土地处理督察处报告》，《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10月31日。

[239]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12页。

[240] 南汉宸：《财经工作的几个基本方针》，《斗争》第4期，1947年11月30日。

[241] 《CY湘南特委××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

[242] 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时间不详，第13页。

[243] 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1930年春）》，《黄麻起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第107页。

[244] 《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印，1986，第138页。

[245] 《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印，1981，第320页。分浮财以启发群众参加运动的办法直到1940年代末的土改时期仍为中共所使用，茹志鹃记载：“浮财多，对工作是有不可否认的帮助，但主要是为了分地。浮财也是为了通过它，而来唤起群众对地的热情……对群众说来是应该通过这来组织，来加强，穷坑要用田来填。”见《茹志鹃日记》，《十月》2000年第4期，第64页。

[246]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6，第127～128页。

[247]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