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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首先了解古典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背景，撇开当代种族、殖民理论的政治正确概念，才能真正理解南方社会对黑人问题和奴隶制问题的担忧。托克维尔早已指出，黑人奴隶制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因为它不仅仅是奴隶制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最难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自由黑人的共同体身份问题。许多人之所以维护奴隶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有正当性，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很难找到其他现实可行的途径，将为数众多的外邦人排斥在共同体之外。集体行动需要高度的默契，政治德性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只要相当比例的共同体成员缺乏默契或状态不佳，就会导致城邦本身的灭亡。如果色诺芬的万人远征军当中掺入一千名“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东林党人，全军覆没就是自然的命运。任何一支专业足球队当中掺入十分之一的外行，今后就不要指望联赛了。这是共和政体独有的麻烦，专制政体从来不怕没有政治责任的消极居民太多，因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越多越好。雅典人和卡罗来纳人之所以沦为种族主义者，主要因为他们是共和主义者。大宋臣民和大明臣民能够同化犹太人和黑人，主要因为他们是政治低能的顺民。巴西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实现了多种族混融的威权社会，南非和荷兰的新教徒却形成了种族隔离的共和政权，主要因为后者是更好的民主主义者。即使在欧洲人和非洲人都没有出场的情况下，同样的规律依然适用。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力主巴基斯坦独立，因为强制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共同体内，只会产生两种后果：要么维持民主而无法统治，要么维持统治而无法民主。所以，印巴分治乃是印度共同体塑造的必要条件。

黑人重返利比里亚运动，其实就是美国版本的印巴分治。托克维尔曾经指望，由于气候、环境和天赋的自然作用，白人会向北方集中，黑人会向南方和加勒比地区集中，最终形成天然边界。废奴派通常并不主张黑白平等，更不要说吸纳黑人进入共同体了。他们恨奴隶制，因为这违背了他们的宗教感情和抽象原则；但他们不想要黑人公民，又提不出任何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南方人嘲笑他们是假冒伪善的狂热分子，犹如保王党人嘲笑清教徒。确实，林肯的内战理由必须诉诸以色列的上帝和忌邪的神：“我们诚挚盼望，我们热切地祈祷，希望这场天谴的战争迅速结束。然而，即使上帝定意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直到两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战争中的流血所偿还，我们也应相信三千年前《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相反，南方人只要继续以罗马元老自居就行了。恺撒想把高卢人送进元老院，这是毁灭自由的第一步。鸡兔同笼的邦国无法形成有效自治，结局不外乎三种：其一，鸡兔分别建立自己的共同体；其二，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政；其三，消弭冲突的必要性成为长期武断统治的理由。重建时期，北军在南方实施了第三种统治。海斯和解后，白人对黑人实施了第二种统治。民权运动后，社区自治实现了第一种模式。今天美国政治正确的实质就是调和政治德性不同的各共同体，因此以共同体而非个人为基本单元。这种演化给美国宪制增添了早期罗马帝国的马赛克色彩，跟南方政治家主张的罗马共和国式狭隘、排外形成了鲜明对照。

美国的元老院和新教徒都有自己的天命观。19世纪50年代，前者似乎比后者更有机会。然而，这种优势是表面和脆弱的。弗吉尼亚王朝、辉格党的反恺撒主义联盟、卡尔霍恩叛乱有一项共同特点：头牌歌女太多，观众太少。林肯早年的辉格党经历已经教会他，寡头式内耗竞争对大党的形成多么不利。候选人为了在初选中保证同侪的支持，往往必须接受两年轮替制。辉格党像一块种植过密的麦田，所有的麦穗都没有长大的机会。俱乐部交易在初选前就已经作出了大部分决定，以致选民基本盘丧失了活力和斗志。人事安排的重要性上升，使纲领和原则退居次要地位。民主党对辉格党的优势建立在草根群众的力量之上，然而，奴隶制和基督教原旨的冲突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精密的理论可以证明二者完全没有矛盾，但精密的理论对群众是不起作用的。任何人只要将民众的道德直觉和原教旨主义结合起来，就能在二者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体现于波尔克（James Knox Polk）的大美洲计划。美国将会兼并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从而使蓄奴州在合众国内占据压倒性优势，将南方政治传统变成美国政治传统，最终消弭分裂国家的危险争论。美国将延续华盛顿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爱国主义原则，将合众国变成亚加亚同盟、埃托利亚同盟和罗马－意大利同盟的现代版本。任何政治家都清楚：无论中间步骤多么复杂，一切权力终归源于国民有机体的习惯性忠诚。各州的权力属于各州国民，因此各州是强大的。联盟的权力属于各州政治家、外交家和掮客，因此联邦是软弱的。联邦的软弱有助于联邦的扩大，因为它不易威胁新邦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精英。联邦的扩大有助于联邦的软弱，因为过于复杂的多元博弈体系不容易形成阵线分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只能形成一大群边界模糊、翻云覆雨的机会主义派阀。只有旗帜鲜明的大党和目标明确的领袖才能越过同侪的牵制，直接诉诸国民的仲裁；只有高度同质化、共同价值观稳固的国民有机体才能维护大党和领袖。这样的可能性将会随着拉丁各州的增加而不断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