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成长（第2/3页）

除了诗歌、小说、小册子与报纸中的无数称引，这种二手的传播还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形式。首先是得到荷加斯本人及其后遗孀正式授权的文本与复制品，旨在拓展其画作的受众面。从贾尔斯·金在1732年所刻绘的大幅图画，至约翰·特鲁斯勒《道德家荷加斯》（Hogarth Moralized）1768年以后各版本中的小幅插图（见插图22与23），皆属此类。随后又出现了大量未授权的剽窃品，什么形制与尺寸都有，在18世纪及其后源源不断地行于世间。其中有大型仿品，“跟荷加斯先生的正品一样尺寸”，但价钱只是其零头。某些是镌版画，某些是网线铜版画，某些有题诗，某些没有，某些是黑白的，某些是彩色的。一个人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购得多种中等型号的仿品。最流行且最便宜的是小型复制品，样式五花八门：下面有题诗的、没题诗的、黑白的、绿的、粉的，甚至全彩的。即使是贾尔斯·金自己的复制品，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仿品。

场景六：她的棺木被其他妓女及其侍者围绕着。

可购买这些画的人，未必将其视为次等的赝品——实际上，剽窃品往往会通过在每幅画下附上一首题诗以提供附加价值。任何口袋里有一先令或两先令的人，都可以从众多版本讲述其故事的小册子中购买一本，这些书往往会印上小尺寸的套画。此外，《一个妓女的历程》还以哑剧、歌剧、喜剧及其他戏剧的形式存在着，1732年后仍经久不衰。该套画同样在其他视觉媒介中得到完整或部分复制，在夫人的扇子上，在茶杯、浅碟及其他瓷器与锡器之上（见彩图11）。

22.贾尔斯·金在授权之下制作的《一个妓女的历程》大幅图画，每一幅都超过半米宽。

23.约翰·特鲁斯勒与简·荷加斯的《道德家荷加斯》。

最后，我们可以在后世的视觉表现中考察其普遍的影响。在18世纪30年代，成熟的改编与戏拟之作有《罗宾的历程》与《瓦内拉的历程》，分别讽刺了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与威尔士亲王的情人安妮·范恩。半个世纪后，又出现了《摩登妓女的历程，或哈丽特·希德利斯奇遇记》，以及乔治·莫兰的《蕾蒂西亚：或诱奸》，两者都改动了原有的故事，并考虑到18世纪晚期人们的情感，提供了一个更幸福的结局。更普遍的则是特定细节的反复使用，或是通过图画本身，或是诉诸笔墨。通过这些方式，荷加斯的观念与图像得到了有意或无意的借用、重复与传播，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顾客（见插图24至27）。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一个浪子的历程》，其原始的印本早已淹没于大量经过授权与未经授权（尤其多）的复制品与改编物中——有些改动还不小，乃至于为这个故事又添加了一幅额外的场面（见插图28至35）。甚至这部画作的名字也不断被重复与借用，“浪子的历程”变成了一个习语。从18世纪早期开始，这种对原作进行复制、模仿与回应的方式，成为所有流行图画与文本产生文化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版权的演化逐渐开始禁止最直接的抄袭方式。1735年《雕刻版权法》的出台，部分导致了人们对于《时髦婚姻》与《勤劳与懒惰》的抄袭不及荷加斯早期作品如此泛滥，不过抄袭现象从未消失。至于书籍亦复如此，正如威廉·圣克莱尔之精彩描述，到了18世纪晚期，版权法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哪些文本可能被广泛翻印与阅读，而哪些则不能。尽管如此，更普遍的趋势依然是媒体之间愈来愈广泛的复制与互动。从18世纪早期开始，小说与非小说作品都较之过往更为公开与持续地进行着彼此之间以及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在这种新的传播领域中，对于作品本身的公开议论、摘录、复制、评价、戏拟、批判、赞美与讨论，不再是一种二手信息的传递，而是将作品传播给受众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任何重要作品在公众间获得的成功，无论是《一个妓女的历程》抑或《帕梅拉》，此后都既是一种艺术的胜利，也是一种大众媒体事件。

这也增加了其可能的意义。直到17世纪末，文本与图画的消费与阐释，一直局限在一种更为私人与有限的空间内。实际上，除开某些政治与宗教争论，我们一般只能通过私人通信与书眉偶尔的注释窥见人们对于新出版物的意见。当时没有更广阔、持久与公开的网络以供普通人交流文化观念。媒体的革命永远地改变了这一现象。从18世纪晚期开始，任何对于热点出版物的阐释，都会立即通过辅助媒体之网络告知、宣扬与传播给普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