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与新生（第2/2页）

最令人振奋的前景即是那些女子的结婚与生育。在18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最能鲜活体现慈善事业改造力的例子，即为不事生育的妓女转变为“快乐的母亲”，或者使孤女不走邪路，悉心教育，最终成为“贤妻良母”。“应该特别鼓励那些打算结婚的人”，都柏林妓女收容所的支持者们如是说。乔纳斯·汉韦终身未婚，但却很有把握“这些忏悔者中不少人都可以觅得良偶”，因为在他看来，很显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早期一部关于从良妓女转变为合格新娘的记载也对此认同，“经过这样的气质变化”，其人可谓“焕然一新”，她们无疑会成为“最好的妻子”。一种用现金奖励婚姻的机制由此建立，最初的结果令人鼓舞。抹大拉之家大约10%至15%的女性在出院之后步入了婚姻。不久之后，让管理者“喜出望外”的是，她们的孩子又呱呱坠地。

不过，仅仅过了数十年，政治算术的旗帜就开始转向。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确立了新的权威说法：人口过剩，而非人口不足，才是国家繁荣的真正威胁。在此之前，这一观念就得到了一种思想的铺垫，即劳动阶级的数量不如他们的经济纪律重要。按照著名经济评论家阿瑟·扬1774年的说法，人口“应任其自行发展”。两年之后，同样的观念亦见于亚当·斯密的传世巨著《国富论》。1789年，慈善社的干事也承认，“这种假设并不总是能被经验证实”，即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拯救或支持。虽然人口学原理是18世纪中期慈善事业的核心基石，然而到了19世纪早期，其实际的应用似乎变得远没有那么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