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盈缩（第5/5页）

正是基于此种原因，雪莱在一首19世纪被人广为传颂的诗歌中狂热地宣告所有性规则的终结：“爱情在牢笼中枯萎，它的精华乃是自由……废除婚姻会带来自然与正义，因为在牢笼之内永无选择与改变。”他的妻妹克莱尔·克莱蒙特也主张只有私生子（“自由与爱情的结晶”）才能真正激发母爱，并幻想只要其他跟自己一样聪明的“自由女性”也坚持自身的权利，那么全欧洲的女人都将迅速抛弃自己的丈夫。在美国，一些早期的共产主义移民曾经实验过全新的两性模式。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不屈不饶的社会改革家弗朗西丝·莱特为自由恋爱与其在田纳西的废奴主义社群中的杂婚行为进行辩护。而从1848年开始，纽约州北部奥奈达的大型乌托邦社区中的成员就实行一种“复合婚姻”，其中男性和女性必须定期更换性伴侣。

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主流的思想一直强化着一种关于女性行为更为严格的理想，但到了20世纪早期，在大洋两岸仍然涌现出一些言论直率的组织、杂志以及个人的联合体，其支持未婚同居、女性的性自由、各种性行为的科学研究，以及为了女性自由而提倡避孕。例如英格兰的立法联盟（创立于1893年）旨在使公众接受关于“两性关系之自由”的意见，而马尔萨斯联盟的一些成员则践行或鼓吹自由恋爱。其孜孜不倦的创立者查尔斯·罗伯特·德赖斯代尔则与医生同僚和女权主义者艾莉丝·维克里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过着一种未婚的幸福生活。他的兄长与启示者乔治·德赖斯代尔的著作《身体、性与自然宗教》（Physical, Sexual, and Natural Religion）卖出了九万册，其毫不妥协地倡导避孕、女性权利与享受性快感。本书主要目的在于“使未婚性行为变得光荣而合法”，因为“拒绝婚姻与摆脱束缚的爱情”是

两性结合唯一真实的方式，是自然指示给我们的。我们能够肯定，任何拒绝这一爱情之自然法的制度，例如婚姻，乃是万恶之根源。随着历史的行进，人类会变得更自由，并且更清醒地认识到其身体与道德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