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壹 第一章 东汉初年，倭国使者初次到访（第3/5页）

倭，尽管被后世认为是有蔑称对方为小矮人的意思，但其实在博大精深的汉语中，它也经常被用作人名或是其他形容词。尤其是早期时候，比如春秋时代鲁国的鲁宣公，他的名字就叫倭，还有一个叫倭妥的词语，用来形容事物的美好，像《牡丹亭》中就有“娉婷倭妥”这词。

总之，倭这个字，就算不是美称，至少也不能说是骂人的话。

事实上，古代中国的朝廷搞外交，除了王莽这种极个别的无厘头，喜欢降别人的格之外，其余的皇帝一般都是相当宽宏大度的。通常外邦来交流，无论你是平起平坐的大国，还是蕞尔小邦的附庸，只要不是自称“刘秀他大爷国”或是“刘邦小舅子国”之类直接人身攻击的国名，那基本上都是以外来使节自称的名字为基准，并原封不动地记录在案，如果对方没有文字，那么也尽可能地用相对美丽的词汇把对方国家名字的发音给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倭这个名字，应该是由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为啥日本人要自称“倭国”？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当日本使臣在见到了刘秀，展开了会谈之后，他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会是什么？

如果你想不出，那也不要紧，在这儿不妨先模拟一段对话好了。

使者：“我代表我国首领，问大汉皇帝好。”

刘秀：“也请你代我问候你家大王。”

使者：“我国上下对大汉的强盛都无不感到钦佩膜拜。”

刘秀：“我汉朝虽大，但向来以礼待人，尤其是尔等邻邦，更是如春风吹拂，无微不至。”

使者：“大汉宽仁我国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才知千真万确。”

OK，就此打住。

以上对话虽说是自行编排出来的，但我相信，即便是时空倒流回到两千年前的洛阳大殿，日本使者所说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至少，有两个字是铁定不会变的——我国。

别说是刘秀了，就算在当年西汉，日本人跑乐浪来送贡品，又有哪个不是说“这三百条鱼干乃是我国今年献给大汉的礼物”之类的话呢？

这个很容易明白过来吧？如果今天我和你就我本人为话题聊天，那我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多半就是“我”。

那么，在当年的日本，“我国”二字中的“我”怎么说？

“我”，在古日语中，读わ（wa挖），后来的各种第一人称代词大多都是从这个单音字节上衍生而来的，比如相当著名的“我辈”，读作わがはい（wagahai哇嘎哈依）；我们，读作われわれ（wareware挖列挖列）等等。

说白了，这个“倭”，其实就是“我”的意思。

只是那年头日本人没有文字，中国也没有精通日语的人才，所以从秦汉的时候开始，但凡和日本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以为他们国家的名字就叫“我”国，于是便非常顺口地跟着读音，将其翻译成了“倭国”，然后再一代一代地把这个名字往下传。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实那会儿日本并无国名，所以当他们拿到金印之后，还以为是刘秀赐名呢，个个都挺兴高采烈的。

至于那个奴，那就是部落名，单纯的是一个发音，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汉朝之所以要用“奴”字来对应这个发音，其实也是出于一番好意。

奴，在那时候的中国，虽然的确有奴才奴隶的意思，但常常也作昵称，用于人的小名，比如南北朝时期齐废帝刘子业，小名就叫阿奴；在淝水之战中大出风头的谢安，也叫阿奴；此外还有古代中国帅哥的总代表潘安，叫作檀奴；人称战神的冉闵，叫作棘奴；书法大家王献之，叫作官奴。

总之在汉朝看来，这次前来拜访的这个日本奴部落是非常可爱的，至少在倭国数百个部落里，算是顶顶可爱的一个，于是，便根据其读音昵称他们为“奴”。如果放到今天，那基本就等同于“小而可爱的日本”这样的称呼。

话说在顺利受封且有了自己的国名同时还拿到金印之后，倭奴国的使者便踏上了回家的路途，然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更别说是国事访问了，而且相当奇怪的是，不光是倭奴这一个部落，其余村庄的家伙们似乎跟商量好了似的也都绝了迹，反正在史书上是找不到有任何一个日本部落或是日本人跑中国来朝贡或是访问的记录。不过好在汉朝也无所谓，毕竟对方不过是个穿兽皮光脚丫、石器时代级别的邻邦，又何苦跟这种人计较呢？

就这样，日本人整整五十年没了音讯，一直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安帝的时候，他们再度来到了洛阳城。

说起来这帮人还真的挺奇怪的，一连半个世纪都不来一次，这次一来就来一大帮子，更要命的是，这回的倭国使节团不但人数众多，达两百多人，而且级别也相当高，领头带队的是倭奴国的新首领：帅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