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世界(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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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家是用花墙、服饰、家具和器皿等精心打扮起来的。家是这个时代最神秘的组织。如果要找出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困难,因有大量文学作品可为佐证,那么要说清楚19世纪家庭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不容易了,至今仍是十分模糊。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矛盾,但很少有人注意。一个采用竞争机制的社会,一个为营利至上的经济服务的社会,一个为个人奋斗撑腰的社会,一个为争取权利平等、机遇平等、自由平等而努力的社会,为什么它的基础偏偏就是与这所有宗旨相左的家庭组织呢?

一家一户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里奉行家长独裁。家又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或是这个阶级的理论发言人)谴责并摧毁的正是这种一部分人从属于一个人的阶级社会。

他是父亲、丈夫和主人,以坚定的智慧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是监护人,是领路人,是法官,他使家里的财富堆积如山。[10]

在他之下的——让我继续引用这位非常著名、擅长谚语的哲学家的话——是忙进忙出的“天使、母亲、妻子和主妇”[11] ,据伟大的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社会改革家)说,主妇的工作是:

(一)使大家高高兴兴;

(二)每天给他们做饭;

(三)给每人衣服穿;

(四)令每人干净整洁;

(五)教育他们。[12]

这是一项既不要求她显示多少智慧,又不需要她掌握多少知识的任务[诚如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所言:“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己要做个好女孩儿,让别人去聪明吧!”]。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妻子的作用变了,与她们过去的角色很不一样(过去是真正操持一个家,如今是要显示并炫耀她丈夫使她享受豪华、舒适、悠闲生活的能力),而且她还必须表现出她嫁给她丈夫是高攀了:

她有头脑?好极了,但你一定要超过她;因为女人必须处于从属地位,而真正能凌驾全家之上的是最有头脑的人。[13]

不过,这位美丽、单纯、无知的奴隶也要行使其领导权,并非领导子女,而是领导仆人,孩子们的最高领导是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孩子们竭尽所能使他们亲爱的父亲、他们崇拜的偶像高兴,他们画画、工作、朗读、写作文、弹钢琴。”这是对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的生日描写。)[14] 前呼后拥的仆人将资产阶级与社会地位低下之人划分开来。“夫人”就是自己不干活而指派他人干活的人[15] ,她的高贵地位也由此确立。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关系就是雇主与可能成为仆人的人的关系。19世纪末,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约克所进行的最早的社会调查,就是利用这个方法进行区分。仆人中妇女越来越多,而且占了绝大多数——从1841年到1881年英国男仆从20%下降到约12%——因而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呈金字塔形,塔尖上是男主人,下面各层都是女人。尤其在男孩长大离家,甚至男孩到了住校年龄——英国上等阶级的做法——便离家后,情况就更是如此。

仆人做的是家务,领工资,所以跟工人相似,但有基本区别,因为他们与主人的主要关系不是现金交易关系,而是依附关系,实际是全面依附关系。他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严格规定。他们住在主人顶楼的简陋小房间里,因而受到全面控制。从身上穿的围裙或工作服,到对他们行为举止或“性格”的鉴定(没有推荐书她就无法再找到工作),他们的一切一切都说明了权力与屈从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排除主仆间亲近的(但不平等的)个人关系,毕竟连奴隶社会里的主仆也有亲近的个人关系。事实上,他们也因这种亲近的个人关系而受到鼓舞。然而大家不可忘记:每一个为一家主人服务过一段时间的保姆或花匠,都经历过几个短暂的阶段:进府做工、怀孕、结婚(或另找工作),这种桃色新闻司空见惯,人们只把它当作又一个“佣人问题”,当作主妇们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与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矛盾的。在家里,自由、机遇、现金交易、追求个人利益等原则根本行不通。

有人会争辩说,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基础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理论模式。提倡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霍布斯理论根本没有为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家庭组织提供什么理论准备。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说,家也是故意被搞成如此这般,以便与外面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家成了沙漠中的绿洲,枪林弹雨世界里的一片和平净土。正在与英国纺织业竞争对手进行殊死搏斗的工业家写道:“多残酷的战斗啊!许多人战死商场,更多人受到致命创伤。”[16] 男人们在谈论这场战争时,“生存竞争”或“适者生存”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比喻。战斗结束,和平来临,他们则用“欢乐的寓所”、“心中夙愿得到满足而可开怀畅饮的地方”作为他们对家的形容。除了在家里,他们永远也无法喜形于色,永远也得不到满足,或不敢承认已获得的满足。[17]